甲午战争后的日本画作：中国北洋水师向日本联合舰队投降（资料图）
3清朝的军官什么都想到了，就是不想打仗。什么都学会了，就是不会打仗
公允地说，洋务运动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曾几何时，踌躇满志的李鸿章不惜重金从德国买回来“镇远”“定远”等十数艘军舰，甚至还耀武扬威地开到日本“访问”了一番，那两艘来自天边的黑压压的庞然大物也曾让日本朝野“无不骇然”，但是日本的军官代表团到北洋水师的军舰上一个“回访”，很快就发现了破绽。
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中国海军，无论是舰船吨位还是火器配置，在当时确实不比日本海军逊色，然而指挥和操纵这些装备的官兵素质，却是一言难尽。泱泱大国的盲目自信和坚船利炮的行头，让朝廷和相当数量的官员乃至直接指挥舰队的军官都滋生出十分可笑的傲慢，不惜重金请来的外国教官经常受到嘲笑和嘲弄，这同日本海军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日本海军军官在中国军舰上看到了北洋水师貌似威武的阵容，也看到了在这阵容背后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军纪废弛，训练没有章法，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官有骄矜，兵无斗志，军舰上也是声色犬马。日军一名大佐戴着雪白的手套往军舰的炮位上轻轻一拭，看着手套上的尘埃，嘴角露出轻蔑的微笑，回去就写了一份绝对自信的请战书，称中国海军“貌似庞大，实不足虑也”，一句话说到底，可以动手了。
可以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不是兵力差距的原因，也不是装备差距的原因，甚至不是战术技术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民族文化导致的民族精神的差异，是两个民族的国家意识差异，也是两个民族对先进文明的学习态度的差异。
在这54年间，晚清讳疾忌医，病入膏肓，不能容忍先进文化质疑朝廷的权威，宁可让百姓迷信“天子”也不能让百姓相信科学。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无论是林则徐、魏源这样的“开放派”，还是李鸿章、沈葆桢这样的“洋务派”，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洋务运动只能局限于军备和器物制造方面，而并没有上升为真正的国家意志，更没有营造出全民族的爱国热情，而且朝廷对此还半信半疑，求全责备。
在这54年间，封建专制的腐朽和腐败，导致政权威严尽失，即便是开放的洋务运动，内部也充满朋党之争，争权夺利，嫉贤妒能；朝廷借机挪用军费，官商勾结，唯利是图，就连军火制造行业也出现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现象。清朝的军官什么都想到了，就是不想打仗。什么都学会了，就是不会打仗。
在这54年间，江山板荡，风雨飘摇，苛捐杂税横生，底层不堪重负，已经形成民不聊生的局面。老百姓往往误把朝廷当作国家，而那时的国家是朝廷的国家，甚至就是那些鱼肉乡里的贪官污吏的国家，而不是芸芸众生的国家，国家这个概念离老百姓十万八千里。
在这54年间，偌大一个中国，千疮百孔，已经丧失凝聚军心民心的灵魂了，国家意志，民族精神，道德信仰，生活希望，已经滑落到最低临界线上。
在这样一个精神对比中发生的甲午战争，胜败已经不是悬念了。从这个角度说，清军的战败，或许正是积淀已久的历史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