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历史的宿命？ ——“甲午战争文化沉思录”系列文章之一）
1881年6月9日，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史蒂芬的百岁诞辰纪念日，李鸿章特意选了这个日子举行通车仪式，但是他遇到一个天大的麻烦，因为清政府以“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的理由，禁止使用机车。李鸿章无奈，只好下令将火车头卸下，改为驴马拖着火车走。
这荒诞的一幕很有象征意义，几乎可以看成是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生动写照。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中国人已经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林则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了；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宏观战略设想并撰写了《海国图志》；朝廷终于对外国使节的下跪问题作了让步；向外国派出公使；引进了电报和铁路。上述几件大事可以看成是鸦片战争之后五十多年里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成果，然而，就这寥寥几项，推进的过程却又有那么多苦涩的故事。
1中国的“文章”浩如烟海，而祖冲之、张衡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却始终未能在中国文化占据主流地位
尽管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门户，但是中国的朝廷仍然不相信、或者说感情上不能接受国力衰弱的事实，仍然做着“天朝上国四方来朝”的美梦，把战争失败归咎于洋人“妖术”，寄希望于神仙帮忙。这种迷信，朝廷用于麻醉，百姓源于绝望。
倒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从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受到当头棒喝，梦醒过来，替中国人反思这场战争。日本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指出，清朝失败是由于“不知彼之熟练于实事，兴国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遥出己国之上”。经受这样的惨败，中国的朝廷仍然坐井观天，不仅不学习，而且“视外国为贼物”。
日本民族以学习为立国之本，自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之后，他们把中国和西方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西方国家“学格物穷理，不为天性空言，虚谈妄说……”一言以蔽之，西方国家务实，中国人坐而论道。一个名叫杉田玄白的日本人甚至用轻蔑的口气说：“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
坐而论道，热衷清谈，这是中国官僚阶层和知识阶层一个比较普遍的陋习。几千年来，中国的“文章”浩如烟海，而祖冲之、张衡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却始终未能在中国文化占据主流地位，这似乎也佐证了中国文化在博大精深的同时也有着向虚向大向空、缺乏科学精神的特征，这个特征甚至一定程度地揭示了晚清以来积弱积贫、屡弱屡贫的文化缘由。
鸦片战争之后，日本人不仅把中国的底摸透了，也把自己的出路找到了。他们要征服中国，要“脱亚入欧”，要成为东方的老大。１８６８年，明治天皇明确宣布“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学习西方各国技术，学习西方社会制度，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派遣留学生，派遣使节团，兴办铁路电信，普及教育……凡是有用的，统统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