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期间，清军海陆军之间始终缺乏配合，如日军在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登陆时，北洋海军均未对其进行袭扰。图为1895年1月日军在荣成湾登陆。（资料图）
在“如何运用海军”上不同
如何运用海军，其实即海军战略方针，是指导海上战争准备与实施的行动纲领。海军作战指导方针的理论核心实质上是制海权问题，而能否夺取制海权，取决于能否采取攻势。甲午战争中，日方运用的是积极的海上进攻战略方针，中方采取的是消极的近岸防御战略方针。战略方针的不同决定了制海权的归属，进而也决定了战争胜负的归属。
晚清政府对夺取制海权的重要意义缺乏深刻认识。包括北洋大臣李鸿章所设想的海军战略只是建立在“守”字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即专“防敌兵沿海登岸”，实际上仍未跳出纯海岸守口主义的窠臼。消极的“保船”思想成为海军作战的指导方针。在此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夺取制海权了。
日本在大力发展海军的同时，对制海权的认识也有争议的过程。在挑起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参谋本部以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为代表的“陆军万能”论者轻视海军的作用及制海权的重要性。最先提出海权问题的是海军省主事山本权兵卫，他在列席内阁会议时，反驳“陆军万能”论，并提出夺取制海权的“海军所应取之方略”。其建议受到日本首脑的高度重视。参谋本部据此制定了所谓“作战大方针”：第一，如海战大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第三，如舰队受挫，制海权归于中国，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以争取实现第一项为基本战略方针。整个“作战大方针”表明，决定这场战争命运的关键，首先取决于海军作战的胜负和制海权之争夺。
甲午战争尚未打起来，仅从双方战略方针的制定来看，胜负似乎已见分晓了。
多重原因造成战略差异
军事战略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地缘环境、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基本国策、军事思想和海洋观念等诸多社会历史因素，造成了中日海军战略发展中的历史差异。
例如，忽视军事理论的研究、缺乏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是晚清海军军事战略落后，乃至甲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师夷”是被列强侵略逼出来的，不是自觉的。清朝当权者只想学习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未想学习西方的制度和理论，包括先进军事理论。甲午战争前后，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的制海权理论已风靡欧美及日本，而清朝统治者却不知马汉为何人、海权论为何物。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后，在“文明开化”国策引导下，日本在大力发展海军的同时，注重学习和借鉴西方尤其是英美的海战理论。特别是马汉的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于1890年出版后很快被日本译出，对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日本以马汉的海权学说为指导，结合日本的国情军情和海战实践，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制海权理论及海军战略。
甲午一战，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却可以为当今中国海军战略发展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是必须坚持不懈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不断提高海军以“打赢”能力为核心的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二是必须建设一支积极防御的海军，根据海军使命任务和军事能力的发展，适时调整海军战略。
三是必须建设一支“创新型”海军，根据建设信息化海军、打赢信息化海战的目标，加快推进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四是必须建设一支先进理论武装的海军，根据时代要求、紧贴历史使命，积极推进海军战略理论创新发展。
五是必须建设一支时刻准备打仗的海军，根据周边环境和海上安全形势的变化，不断深化强化军事斗争准备。
（作者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