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环保支付意愿亟待增强
下面回到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之间的N型关系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以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探究对象所得到的多个N型连结式的曲线，以及上文所述的居民治污支付意愿的重要性也许可以为我们拓宽一点思路。
从人们意识到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性，到开始关注所生活地区或国家的污染问题，再到身体力行地进行力所能及的环境保护，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显然在中国这个从意识到意愿采取行动的链条断裂了。
那么何为治污支付意愿的增强呢？在满足个人消费需求的同时考虑到这一消费行为会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要为了生活成本小幅的节省而选择破坏环境的消费或生活方式，例如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而非私家汽车作为出行方式，选购节能环保而非高耗能电器，学习和工作中减少纸张的浪费等都可以理解为广义的治污意愿的增强。
而狭义的治污支付意愿，则是在此基础上环保行动力的进一步增强，在调整消费方式更加低碳化之余，消费者为环境质量支付一定的货币，比如向政府支付空气污染治理费，河流的排污费等。这便是公民治污支付意愿的力量。
以世界著名环境公害事件之一的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为例，上世纪40年代光化学烟雾笼罩整个洛杉矶市，政府很快采取措施关闭了市内主要化工厂，但是雾霾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而是愈演愈烈。最后通过分析空气中的化学成分发现罪魁祸首是汽车尾气。
随后而来的环保革命在一开始受到了汽车制造商团体，石油公司等利益团体的阻挠，政府的改革措施收效颇微。但美国民众不堪恶劣空气质量带来的困扰，积极开展环保运动，以购买行动表示对装有排气净化配置的汽车的支持，这才使得美国政府狠下决心，于1970年出台《清洁空气法案》。而在此之后的5年时间内，美国汽车制造商团体以较高成本为所有的汽车配了催化式排气净化器，洛杉矶的空气污染才得以改善。由此可见，民众支付意愿的增强，倒逼政府和企业成为了推动美国环保革命的真正力量。
从政府发布环境规制政策，到企业无奈接受，再到消费者享用调整结果，中国人所习以为常的自上而下的调整，也许可以拓宽为自下而上的调整，正如洛杉矶光学污染事件一样，实现公民对政府和企业的倒逼。但是，自下而上的调整绝不能演变为一个序贯博弈，在公民从自身做起治理环境污染的同时，政府和企业需要积极响应拾遗补缺，为这样的举动创造更好的客观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