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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强:不讲经济学的治理雾霾论都是耍花腔

来源:海外网责任编辑:孙智英2014-01-09 18:52

城镇居民人均碳排放Vs.人均收入

在参阅大量文献后发现,EKC假说被广泛应用在了宏观层面的考察上。大部分学者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污染作为被解释变量,将该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作为解释变量,继而从宏观层面探究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沿袭了这一理论成果被提出之初的应用范例。但是鲜有学者关注各类产品的终端用户,即消费者。于是在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研究的解释力后,近期笔者将视角转向城镇居民,完成了一项探究家庭人均污染排放量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

考虑到中国的能源结构现状,2012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为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量占比为67.39%,石油消费量占比为18.95%,天然气占比为5.29%,其他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占比仅为8.37%。在能源特别是化石能源消费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而二氧化碳排放又占所有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4以上,因此该研究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污染指标。

此外,更有研究表明家庭消费的增长是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关键。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的学者冯玲的研究表明,城镇居民的碳排放总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且间接碳排始终大于直接碳排,其中“居住”,“交通通信”,“食品”是间接碳排的主要来源。间接碳排放,不同于家庭供暖、私家车等直接产生的碳排放,而是指家庭消费品在生产和运输之中,或产品在被服务之前所产生的能源消费。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01年的全球气候变化第三次报告中也指出,居民的消费方式对气候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笔者的研究重点关注城镇居民的消费领域,利用投入产出消费支出法计算了1995-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在实证研究部分考察了家庭的受教育情况、对优良环境的偏好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及住房面积等特征变量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

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后发现,在1995-2011这17年的时段内,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关系。

例如,在1995至1998年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与随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升而下降,1999-2001年又恢复了上升的趋势,如此循环往复,但总体而言,上升的幅度大于下降的幅度,最后形成了整体上扬的曲线。这样的结果从图形上来看仿佛是多个“N”型的连结,这与笔者先前的研究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呼应。

“律人而非律己”的伪环保

另一个研究结果是,是否能实现污染总量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下降,取决于新增收入中用来进行消费的比例是否小于环保支付的相对治污效果。这一结论可以通俗化地解释为,如果居民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治理污染,那么结合相应的治污技术便可以收获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优化双重福利,实现鱼与熊掌兼得。

这里使用了一个概念——治污支付意愿,意愿越高即意味着居民愿意为治理环境贡献更多的力量,此处我们主要从居民愿意从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划拨多少份额用于环境治理这个角度进行衡量。

谈及居民的污染支付意愿这个问题,很容易联想到近几年屡见报端和政府公开性文件的“公众参与度”,参与度的提高似乎很容易和支付意愿的提高画上等号。但公众参与度强调的是公民提升了对环境污染的关注,积极为环境规制或治理政策献计献策,同时政府通过维护举报、维权等渠道的畅通,让居民可以很好地发挥环境污染的监督功能。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就曾在对外发布的“年度环境绿皮书”中指出,2012年是近年来公众参与环保行动范围最广、力度最大、程度最强的一年。大型工程项目的环境污染引发“邻避效应”、活熊取胆引发激烈争议、归真堂上市受阻等事件都反映了“绿色公民”开始涌现。

但不难发现,这样的“参与”站在了一个律人而非律己的角度。归咎于身,刻己自责作为古训一直被国人推崇,应用到环境污染的问题上,公民的“协理”也许比公民的“参与”更值得提倡,这样才能实现环境污染问题的“善治”。“协理”意味着公民不仅监督污染问题,还需要加入到污染的治理过程中,目前我国公民能参与的治理也许就是从自身做起,从保护周遭环境做起。

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于晓华教授就曾利用2006年人民大学进行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北京居民对于北京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结果显示,虽然北京人民深受环境污染之害,但支付意愿的平均值和中间值仅为120.15元和128.60元,占比仅为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18%。与其他国家的同类研究相比(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市的居民,愿意为治理空气污染支付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这个比例相当小。

这是人类行为学中一个极易解释的现象。当某一社会问题侵害了公众利益的同时也侵害了其自身利益,有一点维权意识的人便会立足于卫道士的高位进行权益的申诉和辩护。但一旦问题的改善需要自身付出较多的财力物力或人力时,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便不再会振臂高呼而是进行个体最优化决策,决策结果往往是认为这并不是一个人的责任而选择拂袖而去。

但作为中国这个有着13亿人口负荷的国家,改善某一社会现状往往很难通过少数的团体完成。在环境污染问题上,聚沙成塔、片羽沉舟这样的成语也许会越来越具有现实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