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晓
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日占区广大农村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一方面在日占区的各大、中城市中积极而稳妥地建立与发展地下党组织,开展地下抗日斗争。在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立即指示新四军迅速分兵从皖南向东挺进,在南京四周的广大农村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有关组织,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在日占区大城市工作的方针与方法,迅速派遣人员,以不同的面目与方式进入南京,先后建立多个地下组织与多条活动路线,开展抗日活动。各条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均取得了重要成就。
南京情报组的“打进去”
日军占领上海后不久,中共中央情报部就在上海设立情报站,负责人是潘汉年。上海情报站除中国籍成员外,还有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中西功等人。这些日籍中共党员原是佐尔格领导时共产国际上海情报组织的成员。后来佐尔格与尾崎秀实被派赴日本,其余日籍中共党员就在中共情报系统中工作。西里龙夫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同盟社记者,中西功则在日方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任职。
1938年3月,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从上海迁到南京,司令部报道部将西里龙夫调到南京,担任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的首席记者。这也是中共情报系统人员首次进入南京。1938年伪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后,组建“中华联合通讯社”(简称“中联社”),经过西里龙夫的巧妙安排,中共上海情报站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陈一峰考入“中联社”,并很快担任首席记者。西里龙夫与陈一峰利用自己的首席记者身份,在南京常常搜集到许多重要情报,送往上海。
1939年4月,中共上海情报站派遣张明达(又名方知达)到南京专门负责西里龙夫与陈一峰传递情报。张明达先在南京开了一家小百货商店作为掩护,小店斜对面是伪政府实业部,西边不远处是日军宪兵队。陈一峰常到这家小店买香烟,以便传递情报、领取指示。不久,陈一峰让张明达到“中联社”应聘联络员,被顺利录取。张明达便以“中联社”联络员的身份,乘火车往返于南京到上海沿线各城市,传递西里龙夫与陈一峰获得的情报。
1940年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中共上海情报站先后派遣李德生(又名纪纲)、张鸣先(李德生的妻子)、汪锦元、吕一峰、阮毓琪等人到南京开展情报工作,与原已潜伏在这里的西里龙夫、陈一峰组成南京情报组,李德生任组长,全组有8个成员。
李德生到南京后,以挂牌行医作为掩护,并利用山东同乡的关系,取得伪首都警察厅厅长苏成德、伪教育部部长李圣五、伪参谋本部总务厅长张济元、伪首都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祝晴川等人的信任,获得了大量情报。西里龙夫与陈一峰获取的情报,大多先送至李德生这里。李德生的妻子张鸣仙则负责密写情报。如果情报过长,就密写在“中联社”的新闻稿或伪杂志的里页;如果是文字不多的情报,或是特别重要的绝密情报,则由张明达默记在脑子里,到上海后再写下来,送交我情报站。
汪锦元精通日文,有着强烈的爱国心。他通过工作关系,结识了一批中日进步人士与革命者,思想认识大为提高。在1936年12月,他由西里龙夫、陈一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在上海日侨中开展工作。在上海沦陷后,他奉组织命令先后打入伪上海大道市政府秘书处、伪新青年报社、伪大上海广播电台报道科等单位工作。1939年5月,汪锦元打入汪精卫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深受周隆庠的“赏识”,被推荐给汪精卫做日文翻译兼随从秘书。而陈一峰在汪伪政府成立后,到汪伪政府的“中央电讯社”任职,继续做记者。西里龙夫则继续以日“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顾问、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的身份,继续在南京日伪上层从事隐蔽战线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