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困长春》这部集文学性、史学性于一体的纪实作品，自面世以来深受专家学者和各界读者好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作品、第七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第三届“中国作家报告文学奖”，一连串的荣誉足以说明这部纪实大书饱含的历史重量和思想能量。捧卷细读，一幅浩瀚的历史画卷跃然眼前。
本书虽以《围困长春》为题，却绝不将视角拘泥于长春一城，亦不仅仅关注东北一隅之胜负，而是以长春围困战为切入，折射国共双方政治、战略、精神、政策的对决。针对若干关于长春围困战这一历史事件似是而非的评论，作者李发锁先生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在2000多万字的档案文献中拨开迷雾，秉笔直书，置身于时代大背景下，为读者全景式还原围困始末，扣穿历史，使清者自清。
近日，中国军网经李发锁先生及人民日报出版社授权，将转载《围困长春》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第1章 英雄所见略同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阀一直惯用不宣而战，突然袭击，并屡屡得手。除了让世人记忆犹新的偷袭珍珠港、夜袭沈阳北大营，最让俄国人切齿于心的莫过于1904年2月8日的夜袭俄驻中国旅顺舰队，致使俄军遭受重创而失去制海权。在5月的交战中，日军又击沉俄战舰19艘，俘虏5艘，沙皇被迫讲和。1905年，俄日在美国朴茨茅斯达成协议。
那时，正是光绪皇帝当政的25个年头，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只能底气不足地宣称“中立”。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实施的，自然拿中国的土地做交易，战胜了的日本人从俄国人手中接过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以及长春至旅顺铁路——南满铁路及其支线和附属煤矿。同时，俄国在割让库页岛的前提下，勉强保住了在北满的利益。
此前，最扎中国人眼的是“中东铁路附属地”，那是俄国人在长春二道沟（市内河流之二）的国中之“国”。此时，打胜了的日本人似乎凡事要强俄一头，又在头道沟上建了“南满铁路附属地”。两家占地面积均为5平方公里左右。两块附属地似中国东北姑娘头上的两块疤癞。贪得无厌的日本人巧妙利用了条款上每公里可留15名“护路兵”的名义，在长春至大连铁路线上安排若干士兵长期驻留，以后又将其命名为“关东军”，并凭借强大起来的关东军，最终将俄国人挤出整个东北。
现在轮到俄国人复仇了。
宿仇越深，报复越狠；击敌越重，出手越稳。为给日军突然的致命一击，俄军于10个月前秘密实施了万里大调兵，调兵均以“演习”为名向边境开进。边防人员照常休假，高级军官视察边境都换上士兵服装。
在主攻东北的方向上，苏军统帅部煞费苦心，将远东唯一的一个坦克集团军放在东北西部。这一部署果然厉害，日军做梦也未想到，开战仅几天，东北西部没有防御工事的荒凉山岭与草原上，突然涌出了上千辆坦克、装甲车、自动火炮和数十万苏军向“首都”长春突袭。加之牡丹江、延边方向的辅助突击，两把铁钳将东北从中间割裂。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在苏军攻击前一日突然离开长春，赴大连观看歌舞伎表演去了。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投降诏书；17日，山田乙三下令放弃抵抗；18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通化大栗沟宣布“退位”；19日，苏军受降使团的飞机与500多名空降兵降落长春；21日，苏军坦克开进长春街头。缴械后的日军自山田乙三大将以下共52万关东军，在苏军撤离东北后被押往苏联西伯利亚。
日军刺刀下的满洲国随着日军的缴械瞬间便轰然坍塌了，从城市到乡村，东北的政治权力立马出现了若干空洞与间隙，这层层叠叠的权力真空由谁来填补与占领？谁会捷足先登呢？
在苏军进攻队伍中，有一个中国人值得历史予以特殊记载——
周保中，云南大理人，1902年出生。本是天花弃婴复拾的幸存儿，一个意志坚定的生命强者。参加过北伐战争并担任过团长、副师长，是1927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九一八事变后，先后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1942年被迫率抗联余部1000多人退往苏联，任抗联教导旅即苏联远东方面军步兵第88旅旅长。
苏联出兵前的7月，教导旅抽调280人组成“伞降先遣部队”和先导队，分派到苏军各方面军担任侦察、向导、袭敌后方等特殊使命。这应当是最艰险的任务。苏军发起攻击前，前线连以上军官都得到了抗联教导旅提供的日军防御工事大致标图。
战斗展开仅仅十几天，令人惋惜的是，这部分抗联老战士大多牺牲。
9月8日15时，周保中率领100余名抗联战士乘坐苏军4架运输机降落长春。走下飞机双脚踏在地上的时候，这个一米八三的汉子，突然跪在地上，把头贴向地面，泪流满面，带着哭腔喊道：“祖国啊！你的游子回来了！”这一年，周保中43岁。
枪口下的军事管制，苏军需要自己信任的人帮助维持秩序。周保中就成为苏军第一任长春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化名为黄绍元中校。自8月29日至9月3日，周保中领导的抗联300多人分别乘坐苏联运输机和汽车抵达57个大中城市，协助苏军实行军事管制。57个大中城市的卫戍副司令全是抗联的人在担任。
接着，周保中又找到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不待元帅把感谢抗联的话讲完，便急着说：“我要扩军，你得给我武器。”华西列夫斯基倒也痛快：“战利品算我们共同的，你们需要什么就可以拿。”
周保中捷足先登了。而熊式辉、蒋经国等国民党接收大员直到一个多月后的10月12日，才姗姗到达长春。9月下旬，周保中同中共地下党员傅根深、赵东黎接上了头，并主持成立了中共长春市委，接管了长春市警察局，迅速展开武装队伍的组建。抗联各城市的负责人一齐行动，短时间内便发展队伍4万余人。
后来，被毛泽东称赞为“我们的民族英雄”的周保中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长期的战争岁月，尤其十几年艰苦的抗战生涯损坏了他的身体，于1964年不幸病逝，享年仅62岁。
在历史前进的坎坷旅途上，总会有人身先士卒，抢先为队伍奋起探险，不管他们最终起的作用大小，先行者的足迹将会永远载入史册。
8月9日，苏军几个师从中国东北边境转道向朝鲜急速推进，美国人立即出现了担忧。当初，波茨坦会议并没明确美苏两军在占领朝鲜时的分界线，那么苏联红军战士的战靴就可以踏在任意的地方，而距离朝鲜最近的美军还远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冲绳，无论如何也抢不过苏军。
当晚，五角大楼紧急召开会议。总统杜鲁门要求，应当在朝鲜整个地区的作战范围“画一条线”。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要求随行参谋叫迪安·腊斯克的年轻上校：“要在30分钟之内搞出来”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占领界线。
30分钟是有限的，沉思片刻，迪安拿起一支红色的铅笔干脆利索地在朝鲜地图上画出了一条直线。这条线和49年前日俄分割这个国家的那条线完全一致：北纬38度线。
让美国人意外的是，斯大林痛快答应了这条界线。事后美国人后悔了：要知道斯大林这么痛快，不如把线往北移动一下，划在39度线上，那样中国的军港旅顺就在美国的势力范围里了。
9月9日，美军从仁川港登陆，撤往南朝鲜的日军第十七方面军立即向美军缴械。停在三八线上的苏军等来了最高司令官为麦克阿瑟的美国军队。美苏两国士兵在三八线上举行了一个联欢会。美军跳的是踢踏舞，苏军跳的是马刀舞。美国士兵对粗壮的哥萨克人能用脚疯狂旋转身体惊讶不已。从此，朝鲜分裂为南北两部分。
白山黑水之间辽阔的中国东北大地，百年来一直处于多事之端。这块土地原本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女真及其后人满洲即满族的发源地，骁勇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率领彪悍的八旗子弟兵，就以满洲为基地进军中原，于17世纪统一了中国。为此，东北地区近代亦通称为满洲。
满洲按方位习惯分为四满，即东满、南满、北满、西满。
这块土地太过丰饶了。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有三块著名的黑土地：一块位于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块位于欧洲的第聂伯河流域，另一块就是位于亚洲东北部中国东北地区的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这块黑土地以土壤肥沃资源丰富而名传天下，曾令无数中国人抛家舍子、满怀憧憬去“闯关东”。
从一定意义上说，战争打的是经济实力。
日伪1944年调查统计表明：东北铁矿蕴藏量38亿吨，煤的蕴藏量228亿吨，有色金属铜的蕴藏量为132万吨，铅与锌113万吨，铝354万吨。东北钢铁工业所需的大量炼焦用煤、矿石均可就近取材。鞍山、抚顺、小丰满依次被称为中国的钢都、煤都、电都。绵延不绝的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森林总面积261万公顷，木材储量达30亿立方米，占全国1/3。
战争胜利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东北（含内蒙古东部地区）人口达3800万，有取之不尽的兵源。当然士兵是要吃粮，军马是要喂草的，而东北这块黑土地可耕面积3273万公顷，出产农作物50种以上，年产粮食2000万吨。尤其是大豆产量，为当时世界大豆产量的60%以上。
交通是社会运转的血脉。遍布东北的铁路大小50余条，总长1.4万公里，公路10.8万公里，几乎占全中国铁路、公路总长的1/2。水路交通则面临黄海与渤海，大连、营口、丹东、葫芦岛均为优良港口。
这块丰饶至极的土地，战略位置又太过重要了。它位居东亚之中心，东邻朝鲜半岛，西连蒙古草原，北视西伯利亚，南通冀鲁大地，实为兵家必争之地。
什么东西太过优美便会遭人羡妒与垂涎，甚至必欲夺为己有而后快。于是，“红颜”薄命的悲剧便多次在东北重复上演。
1927年7月，日本那个疯狂奋发的田中义一首相专门针对东北炮制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明确提出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国策。
果然，四年后燃起了“九一八”战火。日本人正是以东北为基地支撑，突进华北、华中，一路将战火烧向华南及黔桂大地，几乎重演了皇太极问鼎中原的版本。
百多年来的东北屈辱发展史在验证“红颜”薄命道理的同时，也确凿无疑地印证了一个说法：“得东北者得天下”，或者说“欲得天下者，必先得东北”。
人们常说，英雄所见略同。在东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蒋介石不仅见识相同，连说法也惊人地一致。
毛泽东说：“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蒋介石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
毛泽东对他的同事解释说，“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的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只要取了东北，根据地便与苏联、蒙古、朝鲜相接，出现一个“背靠沙发”的局面，从而脱离被国民党四面包围的险境。为此，毛泽东强调，“要准备20到30个旅，15万到20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
蒋介石则以“生命线”回应毛泽东的“存亡”之说：“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讲究颜面与国际视听，特别是美国人的看法是蒋介石的一个突出特征。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否想起了皇太极与日本关东军从东北挺进中原的历史，是否回忆起金兀术从黄龙府出发，越过长城掳回了大宋王朝徽、钦二宗的悠悠往事，我们不得而知。但双方都计划着以东北强大的物资基础为支撑，最终战胜对手的意愿却是确凿无疑的。而他们共同始料不及的是，东北一旦为一方占有，便会迅速发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夺得东北的一方挥师入关，仅仅一年就将失去东北的一方彻底打倒了。
毛泽东说要往东北派兵的话是在1945年的5月，并不知道苏联即将对日开战。那时强大的关东军仍然盘踞在整个东北。毛泽东估计日本失败将在1946年冬，即给李先念电报所说的“明冬”，为此讲话带了“将来”两个字，实际上是在计划进军东北。
蒋介石在这一年的6月就从《雅尔塔协定》上得知苏联出兵、日本战败在即的消息，便着手了军事调动。无奈400万国军大部集中在并无日军的大西南，离东北最近北战场的抗战部队只有傅作义与马占山的7万杂牌军，也只好急事现烧香，将几万人编成的集团军立马升格为第十二战区。
同时，按着美军顾问团的建议，于7月间自包头东进，以便在苏联出兵后，迅速切断东北与华北的联系，使中共与苏军不能接触，从而建立“防共隔绝走廊”。
在傅作义向中共晋绥解放区进攻的同时，或许为转移并牵制延安共产党首脑机关的视线。7月21日，胡宗南部在美制火箭炮掩护下，向陕甘宁边区最前端的爷台山发起进攻，并占据了这一制高点。8月8日，八路军组织队伍向爷台山反击。双方剧烈厮杀后，八路军夺回了该地。后来史书有载，正是在爷台山隆隆炮声中，国共双方迎来了苏联对日开战，出兵东北。
1945年6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进入选举阶段，毛泽东出面亲自为东北籍代表拉选票，实际上是在为“将来”进军东北做干部准备。用他一年前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话说：“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
苏联出兵东北的消息8月9日上午传到了延安，毛泽东立即通知在延安的中央委员和相关负责人到杨家岭来，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定的基调是配合苏军作战，“具体如何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
历史的进程往往比人们预料的更为迅速。“一年等于二十年”的情景在重大转折关头会不以人们的意志而猛然出现，伟人也不例外。就在苏联出兵的第二天傍晚，日本投降的惊雷消息又通过广播传到了延安。战争就要结束了，原先准备“将来”的计划打算，都要立即于眼下实施。在万众军民狂欢的声浪中，毛泽东一下子便将自己扔进了空前繁忙的旋涡之中。
毛泽东把办公地点索性转移到枣园里的乒乓球桌前。一边处理文件和书写命令、文告，一边接见即将派赴各地的领导干部与将领们，忙碌得无暇吃饭喝水，饥渴时抓起乒乓球桌上的馅饼和刚成熟的瓜果，风卷残云般塞进嘴里。从8月10日24时至11日18时，未合一下眼，伏案奋笔疾书，连续以延安总部总司令朱德名义起草了七道命令。
其中第二、第三、第六道命令明确规定了与苏军的配合协同事宜，第二道命令直接下达进军东北：
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总司令 朱德
或许是多年争斗对对手的深刻了解，蒋介石也是锋芒相对，早有准备，同一天，连发三道命令：
一、命令国民党军前线各部队“对敌放弃要点，应即派部队进驻”，“距离较远之部队，应察状况可能向前推进”，“对于敌人遗留之武器弹药材料财物，必须派兵严为看管”，而共产党武装“如有争夺城镇，妨害我之行动，应断然剿办为要”。
二、命令各沦陷区伪军“应就现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蒋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三、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应就原驻地驻防待命。其在各地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按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8月13日，朱德、彭德怀回电蒋介石，电文充满了毛泽东的文风：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
延安言之有理，蒋介石推辞说，是远东盟军总司令部规定的，与己无关。12日，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其他武装力量缴械。至于什么原因，并未公开说明，谜底只由美国政府与蒋介石掌握。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任命麦克阿瑟为驻日占领军司令官的第一号通令中说：
蒋介石唯一享有在中国受降的权力。“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
对延安总部朱、彭两位司令怒气冲冲的回电，蒋介石反倒谦恭起来，第二天，竟然发出了出乎毛泽东预料的电报：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接下来，8月20日、8月23日，又接连第二封、第三封电报邀请，言语一次比一次恳切热烈，绵里藏针：“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重庆《大公报》社评称赞蒋介石此举为“蔼然诚坦，溢于言表”。
有史料记载，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这一计策，是由蒋介石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所出。当初计策的标底是认定毛泽东不会有胆量来重庆。应当说，这一招的确高明，既把蒋介石打扮成一心谋求和平的领袖，又将不肯和平的内战责任推到共产党头上，战端未开，政治上先胜一局。
日本投降，美与蒋站在了一块儿，这对中国共产党绝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同宗同脉的苏联共产党的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派遣中社部李士英带着电台去绥蒙边境，与苏联秘密联络，期望取得苏方支持，抢先接管东北。苏方冷淡，没有态度。毛泽东听了李士英汇报后感叹：“他们不相信我们中国共产党会取得胜利，最后解放全中国，这是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啊！”
就在蒋介石对毛泽东发出第二封邀请电的同一天，苏共中央8月20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并说中共不能打内战，否则民族会遭到灾难，国家有毁灭的危险。正逢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毛泽东感到了一丝冷意。
8月26日，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于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内容公布，规定苏军从日本人手里解放的东三省只能交给国民政府，并且苏联政府给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消息传来，毛泽东及他的战友们，尤其是在风风火火闯关东的干部战士们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如同被兜头泼了一盆凉水。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菲力普·肖特后来在他的《毛泽东传》中对这一情形进行了透彻、生动地描述：杜鲁门支持蒋介石武断地决定，“日本将领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毛又陷入了泥潭之中，连忙打电报向斯大林求助。其后，在当月15日，这位苏联领导人投过来一颗炸弹”。就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了。“这位领导人再一次为了苏联的民族利益而出卖了中共。”“在毛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允诺不再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政府。”“一切都已昭然若揭：如果内战爆发，中共将独立作战。”
日本投降后，中国大地上政治实力为“三国四方”。
显然，强大的美国、苏联与比较强大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坐在了一起，共同面对比较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尽管蒋介石用人格担保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会去重庆吗？斯大林已经用法律约定东三省由国民政府接管，朱德总司令第二道命令中那四支队伍是否继续向东北进发？苏军会让他们踏过山海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