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比血淋淋的场景更触动我
新京报：全书初稿有80万字，具体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何建明：过去这一年，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空余的时间。南京大屠杀涉及的史料、相关书籍、各方证言等各种资料非常庞杂，仅是书籍我就读了整整四大箱子，几千万字。书出版了，我整个人感觉被抽空了一样。
新京报：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就要和很多血淋淋的历史打交道，情绪会受影响吗？
何建明：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拿张纯如（华裔女作家，因写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闻名，2004年自杀身亡，外界多将其自杀与长期研究南京大屠杀联系）举例子。
我是军人出身，也长期从事纪实文学写作。你说的血淋淋的东西我见过不少，所以这些不是影响我情绪的主要因素。
但情绪不可能不受影响，有时候查着查着资料、写着写着，眼泪就流下来了，自己都不知道。
新京报：主要影响你情绪的是什么？
何建明：任何杀戮背后都是人性驱动的，影响我最多的还是人性本身。很多参战士兵和将领的日记、家书，那是关于战争最原始最鲜活的记录。
非常遗憾，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中方这方面能查阅到的类似的资料很有限。但很多日本人记录得都非常细致，我在书里写了一个士兵，他的日记很完整地记录了他怎么被选中从军，怎么在兵营练习杀人，之后怎么进入南京，怎么屠杀百姓、奸淫妇女，写得都非常细，整个从人变成恶魔的过程都写了下来。
人性不是天生邪恶的，可在南京大屠杀中，日本人是把人性中最阴暗残忍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有个过程的。同时他们的笔下也有中国人，30万人怎么一下子就被杀光了。日本兵会写，十几人守着几千军民，心里也打鼓也害怕，但后来他们发现，“这些中国人只会在扫射开始后拼命找人躲在后面，绝对不会反抗”。这些都会影响我，日本人的冷酷黑暗，某些中国人的麻木冷漠，都是人性的一部分。
不严肃的创作是一种亵渎
新京报：创作这部作品之后，对南京大屠杀中日双方的印象有所改变吗？
何建明：对日军的残暴这方面的印象没有改变，因为从小就听祖辈讲那些故事。但是对日军整体的印象丰富了，我们以前说那场战争都说“敌强我弱”，写作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就是认清为什么强和为什么弱的问题。
新京报：举个例子说呢？
何建明：日军攻陷南京时当时的指挥官举行阅兵仪式，当时有个方阵衣着整齐表情肃穆，他们每个人脖子上都系着一根白布条，挂着一个白布包裹的盒子在胸前，白盒子里面是死去日军的尸骨。你可以想想那个场景，日本士兵是带着视死如归的决心进的南京城。
另一处资料里，说是我们士兵被俘虏后，天真地相信举起手来就能活命，甚至写下“要求大日本来拯救我们数万人的命，将来服从大日本的驱使……恳求大日本维持我们一粥一饭”的便条乞求饭食。
这样的场景交替出现，心里会特别悲哀。
新京报：这两年网络上关于抗日神剧的讨论很多，在那些影视作品中，你记述的这些场景是看不到的。
何建明：70多年了，我们还停留在肤浅的层面，甚至是娱乐化的消费式的，日本士兵就是又蠢又笨，中国军人各个英勇神武，真要有那么厉害，我们还用“抗战八年，最终惨胜”吗？
不严肃的抗战剧创作是对历史的极端不负责，是对数千万死伤同胞的亵渎。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军民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损失的一半，但是提到反法西斯战争的影视或是文学作品，我们竟没有一部能拿出手。刚才说的那些场景是历史的悲哀，抗日神剧之类，就是现实的悲哀了，我们根本不懂如何面对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