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期间(1894-1895)，日军派出为数不少的间谍潜入中国，四面出击。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忍者般潜伏已久的日本间谍，在大清国的内部发动了致命的打击，其影响甚至超出军事层面。不过，日本间谍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不少人难逃中国人民张开的恢恢天网，命丧中国，走上了不归路。
伪装成“商人”与“和尚”的日谍被押赴刑场
甲午战争的决定性战场是在海上进行的。战前，清政府已建立北洋、南洋、福建、广东4支舰队。这4支舰队中，日本人最看重的是北洋舰队。为一举消灭中国北洋舰队，日本间谍倾巢而出，侵华谍报活动的焦点集中在辽东半岛、渤海湾沿岸和上海等地，天津和烟台因为是北洋海军的活动基地，因而成为日谍活动的重点地区。而上海是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指挥基地，日本对华间谍活动的目的是调查清政府在上述地区之兵要地志与备战情报，为日军入侵朝鲜和登陆辽东的图谋做准备。
1894年夏，日本大本营总参谋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召见炮兵大尉根津一，对中国开战问题征询意见，然后命令根津一秘密潜入上海，进行临战的谍报活动部署。
根津一是当时日本侵华谍报活动的重要头目之一，与另一重要头目荒尾精齐名。1894年7月底，根津一来到上海后，秘密找到早已潜伏在此的8名日本间谍，并给他们下达了秘密潜入战地、直接搜集战地情报的命令。这8个人中，有来自汉口乐善堂的藤岛武彦、田锅安之助，也有来自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藤崎秀、猪田正吉、大熊鹏、向野坚一。
得到上级指令后，这几个野心勃勃的日谍立即分头行动。然而由于清政府已加强了对日本间谍的侦缉和抓捕措施，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此行算是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最先落网的间谍是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1894年8月初，两人奉根津一的命令前往奉天和辽阳一带进行侦察。为了掩护身份，他俩化装成湖北商人的样子，准备搭乘一艘法国轮船去营口。由于受到战争影响，这艘法轮推迟了开航日期，于是，两人就在法租界里的一家旅馆内住了下来，等待轮船起航。凑巧，就在二人住宿期间，略带日语的口音被人认出并被搜捕，其间谍身份被确认后，由清政府引渡到上海道台衙门，于9月被处决。
接下来被清政府抓获的是藤岛武彦。本来他是奉根津一的命令经华北、东北往朝鲜，去迎接日本第一军。根津一要求他利用沿途路经各地的机会搜集中国军队情报，然后充当向导帮助日本第一军进军中国东北。
鉴于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装扮中国商人失败的教训，藤岛武彦化装成中国和尚，为了不露出马脚，他还专程前去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受戒，同时与另一个叫高健武夫的间谍接头。当时，高健武夫已奉根津一的指令，于1893年11月以和尚身份从日本直接潜入普陀山法雨寺受戒。由于高健武夫所持的是日本冈山国清禅寺海宴和尚的介绍信，所以法雨寺住持对他的到来深信不疑，以礼相待，还特准高健武夫在法雨寺坐禅。
藤岛武彦与高健武夫秘密接头后，按照根津一的既定部署，藤岛武彦先在法雨寺学习一些佛门礼节，熟悉佛门规矩后再回到上海，然后再与根津一共同北上。
但是，藤岛武彦是个地道的武夫，并没有按部就班地去完成既定使命。这个在中国骄横已久且早已成习性的日谍分子，根本没有耐心去学习佛门的清规戒律，整日里老是烦躁不安，急于“建功立业”;同时由于他平时大酒大肉惯了，寺中清淡的饮食早让他忍无可忍，不久他就擅自离开了普陀山法雨寺。
这个性格暴戾的日本间谍刚从宁波踏上返上海的归途，就与同船的一个中国和尚发生了口角，情急之中口不择言，用日语咒骂中国和尚，还挥舞拳脚动了手，对方马上识破了他日本人的身份。在众人的帮助下，喊来了水警。水警审讯时，藤岛武彦再次露出日本武士的凶相想动武，水警遂搜查他携带的物品，其间谍身份暴露无遗，束手就擒。
之后，藤岛武彦被押解到浙江巡抚衙门。在审讯中，藤岛武彦先是硬顶着不理睬、不开口，后来实在憋不住，一开口便用日语大骂泄私愤。巡抚衙门中众衙役见他嘴硬，索性给他用刑，外强中干的藤岛武彦只几招便受不了刑讯，不仅对自己的罪状供认不讳，还供出了在法雨寺与高健武夫接头的事。这样，藤岛武彦日谍罪状确凿，被斩首示众。又由于藤岛武彦的供认，高健武夫很快也原形毕露，随即被当地衙门逮捕，并解往杭州，随后也与藤岛武彦一样走上断头台。
高健武夫死前曾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对藤岛武彦出卖同伙的愤恨心情，诗云：
此岁此时吾事止，男儿复不说行藏。
盖天盖地无端恨，附与断头机上霜。
这些外强中干的日谍们，一副武士道的模样，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大义凛然”，其实，他们一旦到了狗急跳墙的时候，也会干狗咬狗的勾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