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开始就直陈朱毛之争的矛盾关键，就是如何在曲折幽晦的艰危环境中，探索红四军何去何从的革命前路。朱、毛之间发生的激烈争论，也是革命处于童年时期的困惑矛盾。但正如片中毛泽东对陈毅所说，可能有人会觉得我毛泽东霸蛮专制，“政治问题岂是性格伦理解释得清的？”如果处理不当，一场同志之间的理念之争，就可能转变为意气之争、信念之争。当国军追剿红军的总指挥金汉鼎听说朱、毛连吃饭都坐不到一张桌子上时，便处心积虑地等待“当年川军杨森二十军内斗的戏，在这还得唱。好！他们不内讧，我还真没有把握抓住他们……”
金汉鼎显然太低估了了共产党人的襟怀抱负。无论革命危急关头彼此的理念如何冲突，但是他们在分歧争论面前表现出的坚定信仰、勇于担当的革命精神更加令人钦佩。影片中年仅36岁的毛泽东虽然年轻，但在分歧面前没有掺杂任何个人情感和利益。他关于红四军建党、建军的思想虽然遭到反对，依然坚持真理、毫不退缩、一心为党，体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担当。当身陷困境时，毛泽东虽然心情沉痛，仍然没有计较个人得失，想方设法纠正革命前进方向。片中毛泽东的一段深沉独白，道明了他的心境：“我们共产党人，问道寰宇，上下求索，就是为了给中国人民争取一个平等尊严的新中国。”
“初心即是正觉”，正因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即使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刘安恭，尽管挑起了红四军内部更加激烈的矛盾争论，但他最后的壮烈牺牲，也不失为一名壮美的烈士。刘安恭中弹倒下，英勇捐躯的情节，带给观众经久不息的情感冲击。能把这样有缺点失误的“灰色人物”同样表现得如此分寸得当、深刻全面，不失为一种别具风格的艺术创新。此片深刻的“暴露”，使作品的歌颂显得动人之极；真切的歌颂，又使作品的暴露警钟深沉，把歌颂与暴露的矛盾处理得极为精确，实现了极富哲思的历史性突破。
作为争论的另一方，影片中德高望重的军长朱德身上所体现的“权力人格”，则充分展示出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在古田会议前后，朱德始终宽宏大度、不计得失、敢做敢为，并在关键时刻顾全大局，勇挑重担，体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敢于担当的优秀品格。电影一开始，在是否执行中央分兵决定、是否撤消林文辉连长职务、政治建军还是军事为主等问题上，朱德都与毛泽东存在分歧争论。虽然争论之初朱德占据了上风，但在红四军面临四面楚歌之际，朱德挺身艰危，毫不推诿地承担起了一切艰险，既指挥作战，又负责政治工作，指挥红四军五千将士，一举挫败了闽粤赣三省敌军的“会剿”，并攻占号称“铁上杭”的闽西重镇。而当陈毅带回中央“九月来信”之后，面对错误，朱德襟怀坦荡，绝不遮掩，勇于自我批评，再次体现绝不掩盖回避问题的担当精神。
影片中这些共产党人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完全尊重了历史真实，甚至真实的历史比电影还更加震憾人心。陈毅身上体现出来的“文化人格”就同样动人。当时，正因为陈毅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内部争论时，不偏不倚，秉持公心，党史央才及时传来了指引正确方向的“九月来信”，全力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陈毅不仅在朱、毛之争中尽量维护团结，事后更明确检讨说：“七次大会错误是我犯的，我不把错误推给任何人”，他甚至还特地声明，“如果有人写历史的时候，写上这一段，我完全拥护，不写我反而有点歉然”。这种博大宽广的胸怀和勇于正视问题的担当精神，无疑具有政治和文化双重高度，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对新时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