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那一年，我12岁，对父亲的音容笑貌、对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的印象还是挺深的。

记忆中的父亲是多才多艺的。他将近一米八的大高个，头发总是梳得很整齐，衣服虽然不是新的，但干净整洁，黑黑的脸庞，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透出坚毅、自信。他会跳交谊舞、会吹小号、会拉二胡、会唱歌、会写文章，称得上真正的多才多艺。

记忆中的父亲是慈爱的。父亲非常喜欢孩子，每次回家的时候，我们姐弟几个都会高兴地跑出门迎接，父亲就会蹲下身子，背上背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手里牵着一个，有说有笑地往家里走。父亲有病，需要补身子，母亲想办法给他做些好吃的，他总是舍不得吃，端起碗，给我们几个碗里，这个拨些，那个拨些，最后，他碗里也剩得不多了。父亲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脸上就会洋溢出幸福的笑容。这样的欢乐时光虽然很少、很短暂，但在我的记忆里却永远无法磨灭。父亲去世前，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我们几个，他把自己唯一“值钱”的东西—一块旧手表留给了大姐，嘱咐她要好好工作、好好生活。

记忆中的父亲是严格的。父亲对我们虽然很疼爱，但要求很严格。他教育我们要热爱劳动。假期，常带我们到生产队干活，帮助队里捡麦穗、拾红薯，告诉我们劳动最光荣。他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我们的衣服都是大的穿过小的穿，缝缝补补又几年。有时候，我们嫌补丁衣服不好看，不想穿，父亲就会给我们讲他过去逃荒要饭、披麻包片的经历，教育我们不能贪图享受，要艰苦朴素。他教育我们要爱惜粮食。父亲挨过饿，非常爱惜粮食，他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我们。有一次，小弟弟嫌窝窝头不好吃，扔在了地上，父亲将窝窝头捡起来，放在火上烤烤，告诉我们粮食来之不易，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伯伯用汗水换来的，不能随便扔在地上，然后，弟弟高兴地将窝窝头吃了下去。父亲尤其要求我们不能搞特殊。父亲不仅严于律己，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因为哥哥看了一场没有买票的“白戏”，父亲发了火，不仅严厉批评了哥哥，还把我们叫到一起，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要求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打着县委书记的旗号搞特殊。现在，“不搞特殊”已经成为我们的家风，成为我们家人自觉的遵守。

记忆中的父亲是坚强的。父亲身上始终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无论多大的困难，他都无所畏惧。在兰考工作期间，父亲的肝病已经很严重了，时常疼得睡不着觉，但他从来没叫过一声疼。为了能坚持工作，他发明了许多与病魔做斗争的方法，最常用的是“压迫止疼”法。每当肝疼的时候，他就会用钢笔、茶缸盖、鸡毛掸子等顶住肝部。每天早上，母亲收拾床铺的时候，都会在被子下面发现这些东西。肝癌晚期，是非常疼痛的，但父亲在住院的时候为了能节省医药费，坚持不打止疼针，就这样强忍着，直到去世。

与父亲相处的时光是短暂的，但也是非常美好的。随着时光的流逝，父亲的形象不但没有模糊，反而变得越来越清晰。父亲的教诲好像就在耳边，父亲的形象始终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