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军旅诗创作的现状，我以“两端”作比。一端是滞后于诗的本质探求的，拘囿于僵硬狭隘的反映和浪漫空洞的抒情，甚至流于非诗性的口号式的书写；另一端，是割裂民族优良传统，生搬西方诗学手法的过度艰涩。“两端”勾连的是两个问题。

上世纪60年代末，笔者开始军旅诗创作。那时候，好的文学作品的标准被规约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从新诗百年历程与世界诗歌史来看，浪漫主义是随着现代主义的兴起而式微的，原因是浪漫主义越来越陷溺于自我抒情的空疏夸大和苍白无力。令人遗憾的是，历史的惯性仍纠缠着部分军旅诗创作者。

再来看军旅诗创作的另一端，即对西方诗歌观念的生吞活剥。此一端的问题相当复杂，它不仅关乎到对诗歌本质的重新认知，包括什么是诗、诗的功能、诗的语言、修辞、技艺，以及诗歌传统与新诗的关联等等。相关的诗歌理论和观念极为繁复，可谓异彩纷呈。现代主义思潮无疑是当下诗歌创作的主流。现代诗的“现代性”，包含着复杂的美学意图，整体而言，似乎可以概括梳理出以下观念：

诗，是一种语言活动；诗是暗示的，最忌说明；诗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一种变异、语言的游移、不断流动的空间想象；诗歌原始意义是音律、节奏与悟性的内在对话；诗是语言的自由滑翔，如鹰那样；诗通过技术对现实进行重构，为物重新赋词；诗的表达，一个核心即是震惊。它必须诉诸于意外，超越常规；诗不是意义的直白流露，而是表现为一种它与意义之间的严肃的语言交流，是一种流动的语感；诗创作来源于想象能力，想象能力的核心即把不同事物强行并执在一起；诗是发明创建，而非表现复制。诗反映的不是“事态”，而是“心态”。把平凡的字句变得不凡，使读者能够从常见的不常见组合中感受到对心灵的触动；新诗和古诗是汉语的多面性的不同维度，是不同的发展阶段；让诗参加到提升整个民族精神的过程中，介入人的审美境界，等等。笔者基本接受上述诗学理念，且希望努力实践之。我想批评的是，诗学认知上的绝对化、简单化以及技艺包括意象、修辞等运用上的过分夸饰和晦涩，因此产生的以辞害意、意义滑脱、读后无感等等现象更是需要警惕。

一方面，以积极的态度学习外国优秀现代诗歌理论观念和创作经验是应该的，但是全盘照搬则是低智失聪的，更不能说汉语现代诗是西方诗歌的一个分支。事实上，外国优秀现代诗的概念相当宽泛，各国、各民族的优秀诗人的主张不尽相同，且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从汉语诗自身的发展史角度静观，不妨把现代诗看作其自身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并非全由西方影响所致。事实上，现代主义诗歌的很多质素在我国古诗古歌中亦可找到相应的存在，不可以将那些具有现代性特质的优秀诗作完全认定为舶来品，对中华传统诗学不宜妄自菲薄，更不可一概否定。

另一方面，诗的陌生化实验是个重要课题。我以为，这种实验意味着全面的创新，包括诗体的构建、语言的重组、修辞的拓展等诸多元素。现代诗究其实质，首先在于对诗的语言的关注。语言的陌生化创造使得阅读有了陌生感、新鲜感，而且是可以感知的。之所以那么多现代诗界的优秀诗人近乎同声地呼唤语言的实验和陌生化，足见这个问题的重要。这类修辞、比喻和想象力的超越，初步完成了一种新的诗体建构，语言的深刻度亦进入心灵内里，美学和诗性的含量也随之增强。在谈及引起新诗革命的缘由时，军旅诗人刘立云与我交流中的意见是，“现代诗是现代哲学以及在现代哲学支持下诞生的方法论作用于诗歌创作，从而引起的一场诗歌革命。比如把心理时间引进诗歌，诗歌认识和表现世界的方式便峰回路转，开始进入一个崭新并奇异的境界。”我同意他这一整体意义上的判定。这也正如诗评家罗振亚所言，“诗是主客契合的情思哲学，它的起点恰是哲学的终点，优秀的诗要使自己获得深厚的冲击力，必须先凝固出哲学然后再以感性形态呈现出来。”“心理时间”一说，用于诗的创作，就有了联想的纵横开阖以及意象的叠加或迅速平移，这会使诗变得饱满而奇幻。在这里，语言的探索是具体的、相谐的。

检视当下的部分军旅诗创作，仅就诗的陌生化实践尤其是语言的陌生化而言，仍存有凝涩无感、意义滑脱、缺少节律等问题。在现代诗的范畴里，注重修辞不等同于艰涩。诗属于暗示，可感的暗示，艰涩其实是我们前进道路上需要突破的障碍。

审视军旅诗创作的两端，梳理存在的问题，我以为最为紧要的是：非诗的语言需要摒弃，追逐社会流俗的创作模式需要破除。由此，军旅诗创作之于民族精神提升的价值和意义才会更好地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