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台湾人喜欢穿名牌，连一件T恤都要名牌，其实这是一种无聊的想法。一般人会想“穿什么样的衣服才能代表自己”，而蒋友柏认为，“当你在意外表时，穿什么都没用”。
创业之初，蒋友柏兄弟的“橙果”就吸引了台湾人眼球。蒋氏兄弟“不从政从商”、做的又是流行的“设计”，又加上当时有一个国际级的设计大师Michael Young加入，这样的多国籍铁三角的组合，俨然使得“橙果”一成立就好像是一个国际级的设计公司，其实这家公司注册资本才500万新台币。媒体的夸耀加上Michael Young的脸面和经验，公司在前半年很是风光，无论什么公司，蒋友柏的一个电话就可以让“具有决策权的高层”谈设计、谈合作、谈合约，而且也真的签下一些著名公司的设计合约。
但是，光签了合约，却交不出客户认为有价值的成果，是拿不到真金白银的。蒋友柏开始头大，因为他开始夹在“付钱的客户”和伟大的“艺术设计指导”之间。“付钱的客户”在没有办法交工的时候会狠狠地K他，他永远是那一个得去面对客户抱怨的人；而另一方面，回到公司后，得到的答案永远是“客户不懂所以才要我们的设计服务”，公司提出的设计概念又永远是一套“纽约”式的、一套“伦敦”式的，这两个城市又永远互争“设计”与“艺术”的诠释权。“更糟糕的是，这两套欧美式的设计，永远没有办法在‘台湾式’的工厂里，顺利地把产品设计从图样转化到模具再转化到大量生产，这样的结果就是永远都收不到客户的付款费用。”
在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后，蒋友柏开始采取主动，把整个公司的经营主导权重新拿回：既然认清理想客户只是不可多求的好梦，为了公司的生存，那就什么样的客户都接。“美”、“艺术”、“得设计大奖”不是标准，“客户的获利”以及“能让客户的品牌与产品增加附加价值和提升卖相”，才是衡量设计投资报酬率的唯一检验标准。
外表的风光并不能掩饰公司内部营运的失败。在很长的时间里，公司的财务完全不能平衡。蒋友柏的手下拿着财务报表建议必须开掉Michael Young这位设计大佬，这让蒋友柏立刻抓狂。公司创办时，他连续打了6个月的国际长途电话，才从英国请来这位大师。
挥泪斩Michael之后的2006年底，手下又很严肃地来说必须大幅地砍掉一半的员工人数，否则公司剩下的营运资金撑不了3个月，假如再加上农历过年的年终奖金的话，橙果已经是濒临倒闭了。
从50人直接砍到22人，提出裁员方案的人都把自己列入应当被裁的名单当中。蒋友柏经历了经商以来最大的危机。他暴怒，大发脾气，曾经的朋友兼手下被他骂得狗血喷头，但是冷静下来他不得不采纳了对方的建议裁员、不发年终奖。
如何让公司摆脱困境，蒋友柏想了很多办法，最后不得不想到要“走合并这条路”。但正在和对方谈判价格的过程中，奇迹出现了。2007年公司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而且业绩大幅提升，一举走出困境。
现在的蒋友柏要求手下不单要有好的创意，更要有理性的数字观念。他手下的设计人才中4成是有MBA背景的。他要求公司的设计不只是要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更要有帮客户赚钱的执行力，于是他接单之前要先看客户的财报，从报表上知道公司的获利情况、客户结构和经营方向，然后再决定如何应对。大学时学金融的他甚至在公司里创立了一套timesheet system（工时系统），能精确算出哪个产品在哪一分钟赚钱或赔钱，为什么赚或赔。
台湾知名财经作家张殿文对蒋友柏有着近距离的观察，他说：“过去5年我曾经采访过台湾科技界的领导者，张忠谋的缜密、曹与城的谋略、郭台铭的霸气、许文龙的柔软度、施振荣的远见，皆非蒋友柏所能及，但以他30年经历的人生落差，对环境变动的理解、历史循环的定见、商业逻辑的判断，一出手就是一个产业可以力图跳跃的方向，这是最令我兴奋之处。”
本刊对他的采访约在中午，当指针指向下午两点时，蒋友柏站起身，“抱歉，各位，我要下班回家看小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