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遍全国每一个县
尽管已经在两年前正式退休，但64岁的原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研究部主任詹琪依旧还是闲不下来。
“说是退下来了，但馆里还是经常打电话来给我，这个名单基本上是我一个人跑下来的，核实的时候有什么不对，还得来找我。”詹琪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据詹琪回忆，纪念馆之所以要做这样的统计，完全是因为老志愿军以及烈属们多年来的不断要求。
“纪念馆1993年迁址英华山扩建以来，就不断有老兵们来参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想看一看牺牲战友们的名单，可是纪念馆根本提供不了，因为我们没掌握这些。他们很多人问过民政部，说也不掌握，全国只有这么一座抗美援朝的纪念馆，他们就来找我们，但我们也给不了，这让大家觉得挺遗憾的。”詹琪说，“战争过去那么多年了，我们连个像样的烈士名单都拿不出来，拿什么去告慰为国牺牲的战士们？我觉得这样说不过去。”
终于在1999年的时候，因为临近朝鲜战争结束50周年，寻找朝鲜战争烈士名单的计划得以开始，纪念馆希望能够在2003年的纪念日将名单整理好出版公布，并且在纪念馆建成烈士碑林。
但一开始，计划就碰了壁。
“当时想得比较简单，”尹继波说，“觉得只要找地方的民政部门去问，很快就能收集到，结果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以本单位的名义陆续向各地2000多家基层民政局发函，希望当地能把部队以及支前的工人、农民、学生、医生、司机等英烈名单寄到纪念馆。但两年后，纪念馆前后只收到了100多封回复的信件。
后来，詹琪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人家是民政系统的，我们是文博系统，互相没有关联，人家有自己的工作，没有上级的指示，他们不可能因为我们的一封请求信就忙前忙后的。”詹琪说。
纪念馆从2001年开始改变策略，决定主动出击，到各地区收集烈士的名单，尹继波希望詹琪能够把这个事情负责下来。
丹东民政局一开始帮了不少的忙，给詹琪提供了介绍信和公函，但这仅限于本省，一到了省外就基本不管用了。
后来辽宁省民政厅也加入进来，成立了征集核对抗美援朝烈士名单办公室，在这办公室的名义下，詹琪感觉事情还是好办多了。
从相邻的省份开始，詹琪开始一个县一个县地去跑，拿着信函上门接洽，速度也惊人的快，基本上半个月就能跑完一个省，“我很多时候一天能跑完两个县市，因为要赶在2003年前弄完，当时特别急。”詹琪说。
“我的工作就是宣传和游说，公函只是让人家能够见你，但想要人家帮你做这些工作，还得去打动人家。我每到一个地方，就是给他们讲抗美援朝，讲我知道的老兵的故事，讲烈士名单对于国家、对志愿军们无法替代的价值，直到对方答应。”詹琪回忆道。
詹琪没有权限去接触民政部门原始的档案资料，只能等待对方整理完整，将烈士的姓名、籍贯、年龄、部队、职务、入伍时间、性别、牺牲时间地点及主要事迹、埋葬地点、烈士证书编号等信息一一打印出来，寄到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
但也有不少地方，无论如何请求，迟迟无法拿出纪念馆所需的烈士资料。
“这很好理解，很多基层民政分管烈士抚恤的就两三个人，正常的工作还忙不过来，况且都是年轻人，不像我们老人对那场战争理解那么深，就一直做得很慢。”
在2003年朝鲜战争50周年的时候，詹琪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
詹琪将情况写成了一份请求给予帮助的报告，托人交到国家民政部，没想到得到了两位副部长的批示，并且还安排了烈士事务处进行对接。后来詹琪就拿着民政部的批示文件到各地去跑，一下就顺利多了。
“因为有了上级的指示了，连省一级的民政厅也会主动帮忙。”詹琪说。
后来纪念馆不再与基层民政局单独对接了，而是由省、地级市民政部门进行汇总核对后再向纪念馆提供烈士资料。一般如果是志愿军较少的省份，由省一级汇总，志愿军较多的省份则由地级市汇总。
但跑民政的工作直到2006年才告一段落，在这一年，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基本收集齐了所需的烈士材料，初步得出一个精确到个位的数字：183108人。
这是国内第一份完整的朝鲜战争烈士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