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装备所有要素的均衡发展问题
一是装备的机动力、火力、防护力、信息力(“四力”)应均衡发展
“两场战争”和FCS下马的教训已使美国陆军认识到，为了更好地同时满足当今和未来信息化战争及各种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作战需求，新一代陆军装备在具备传统的机动力、火力、防护力的基础上，还要具备强大的信息力，且“四力”要均衡发展，不可顾此失彼。FCS研制之初过分强调轻型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为有人驾驶车辆定下了重量不超过20吨、必须能使用C-130战术运输机整车空运的“硬指标”，并认为轻型化带来的高度机动能力和信息化带来的实时态势感知能力完全能够弥补防护能力的不足，使其具备类似战斗全重达69吨的M1A2“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战场生存能力。然而研制实践和实战教训证明，研制如此“理想化”的有人驾驶车辆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反恐作战中是要以付出较大伤亡为代价的。实战教训使美国陆军认识到，面对路边炸弹袭击和城市巷战等非对称作战，轻型装备并非万能、重型装备并非无用。重量不足20吨的“斯特赖克”装甲车尽管已加装了金属条板装甲，但在2007年5月的一周内仍被反美武装分子击毁5辆;而诸如“艾布拉姆斯”之类的重装甲装备在类似作战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就好得多，致使前线作战官兵纷纷向国内“要装甲、要重装备”。
二是装备“作战适用性”、“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承受性”应均衡发展
新型装备研发只有充分考虑并平衡好3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取得成功。FCS曾是美国陆军转型和装备发展的核心项目，但在这3个方面处理得都不成功，最终导致下马。首先，它过于强调应对与势均力敌的假想敌的全面战争，未充分考虑应对反恐作战的适用性。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认为，FCS有人驾驶车辆采用“平底”设计，且底盘离地面不到半米，完全没有吸取美军在“两场战争”的教训，是其脱离美军战场实战考虑的“致命伤”，因为美军在伊拉克超过一半的伤亡是由路边炸弹造成的，而路边炸弹将成为未来冲突中针对美军最常见的攻击方式。盖茨还认为，FCS有人驾驶车辆的重要设计思路，是利用信息优势来弥补防护能力的不足，实战经验教训表明，这一设计思路不能很好地满足反恐作战需求。不是说反恐作战不需要信息优势，而是只有信息优势无法完全避免近战带来的伤亡。再如，被誉为过渡型转型装备标志的“斯特赖克”轮式装甲车因过度强调快速部署性而牺牲了应有的火力和防护力，结果在伊拉克战场上屡遭路边炸弹袭击，最终变成了只能沿着公路行动的准军事警察装备。其次，计划采用的大多数关键技术不成熟，不具备技术可行性。美国政府问责局于2009年3月12发布的评估报告认为，在FCS所需的44项关键技术中，只有3项达到了在作战使用环境中进行系统样机演示、能够转入工程研制阶段的技术准备级别(TRL)7级标准，37项达到了TRL 6级，4项则仍处于TRL 5级。而FCS却已于2003年5月就正式进入了工程与制造研发阶段。这项评估结果为国防部最终决定取消FCS项目提供了直接依据。最后，大多数关键技术不成熟不仅使FCS的研制进度一推再推，也使研发费用呈“滚雪球”式增长，从2003年至2004年，FCS研发费用就增长了约51%，FCS的采办费用预算(装备15个旅)则从最初的914亿美元飙升到1600亿美元，使其“经济可承受性”备受质疑。美国政府问责局指出，FCS项目“费用增长的后果将可能是灾难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