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现代战争已延伸至陆、海、空、天、电、网等空间与认知领域，形成互为条件、相互支撑的一体化战场体系。
●武器装备固然是军事科技的主要标志，但绝不能将科技“窄化”为武器装备。
●科技创新催生出新的作战手段和新型军事人才，也必将影响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方式，即军队的编制与作战编成。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动力，也是推动战争发展演进的“永动机”。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和创新都会引起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在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与军事革命三大革命强势交汇的今天，我们必须重视科技创新在谋取军事竞争优势上的重大作用。
科技创新拓展了战争领域和空间
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赋予人类更强的认知和行动能力，开辟了新的活动领域和空间，也必然带来新的利益诉求和随之而来的矛盾冲突。在漫长的农业时代，人类的活动空间仅限于陆地和近海附近。15世纪后，航海技术的进步和地理大发现使得人类重新认识海洋的价值，对海洋航线和海外贸易的争夺成为新的斗争焦点；潜艇技术的出现，使深海成为军事斗争的新兴领域。航空航天技术的进步使广阔的天空、太空成为激烈角逐的空间。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则造就了网络这一“虚拟空间”，并使之成为攸关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的新型安全空间；而随着脑科学、认知科学、心理科学、人工智能以及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认知领域也将成为未来战争争夺的新焦点。总之，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现代战争已延伸至陆、海、空、天、电、网等空间与认知领域，形成互为条件、相互支撑的一体化战场体系。
科技的创新发展拓展了战争空间，也使得夺取战场的综合控制权成为赢得战争的基本条件。尽管制空权仍是争夺传统战场空间控制权的关键，但制信息权已成为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的核心，制天权成为军事较量的必争高地，而未来“制心权”“制脑权”的出现将使军事斗争呈现出更加扑朔迷离的局面。今后随着重大科学与创新技术的突破，人类的活动空间还有可能进一步拓展，在开辟新利益空间的同时也将形成新的军事斗争焦点。因此，必须与科技发展进步保持同频，高度关注新兴安全领域，不断加强新质作战力量的建设。
科技创新推进了战争形态的演变
武器装备是军事科技的物化形式，是科学技术战斗力属性最直接最具标志性的体现，也是推动作战方法、战争形态甚至整个军事上层建筑演进变革的物质基础。
在人类历史绝大部分时间内，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往往被最先应用于军事领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引发作战方式和战争形态上的某种演进，最终推动军事领域的全面变革，这是科学技术推进战争演变的基本途径和方式。当前，世界军事科技发展已呈现出多源快速突破、协同融合发展、群体集中爆发的新态势，颠覆性军事科技接踵而至，对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影响的广度、深度和幅度将是空前的。要赢得未来军事斗争的主动，就必须立足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这个战略基点，加强前瞻性、先导性、探索性的重大技术研究和新概念研究，为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重塑军事体系、迎接战争形态演变挑战奠定基础。
科技创新催生了新型军事人才
历史是人创造的，推动战争演进的根本因素必然是人；人是科学与技术的发现者与创造者，人为科技与科技化人是同一历史过程。在军事领域，人是战争主体，也是科学技术发挥战斗力作用的重要载体，从事战争的人必定是特定科技背景下塑造和熏陶的人而不是脱离科技条件的人。武器装备固然是军事科技的主要标志，但绝不能将科技“窄化”为武器装备。
科学技术的战斗力属性，是通过实体态、人格态和结构态综合作用来体现的。人格态的军事科技战斗力，包含了从事战争人员的军事科技知识、科技意识、科学精神、科技技能以及基于这些之上的洞察力、决断力、创造力、应变力和谋略水平等，是战场上最活跃和最具能动性的战斗力。两伊战争中双方士兵文盲占多数，科技素质低下导致尖端科技的战斗力难以发挥，引进的先进武器甚至离不开外国的专家顾问；而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宁肯用10个战俘去换回自己一个士兵，主要是因为以军士兵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科技素养比对方士兵高得多。战争的演进，与战史上一系列善于驾驭科技发展、顺势而为的杰出将帅和广大具有创造精神的普通士兵是分不开的。科技造就了新型军事人才，而新型军事人才又成就了新的战争。近现代战争，武器装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但若忽视了人格态的科技战斗力，就犯了“见物不见人”的错误，也就陷入唯武器论的窠臼。需知，科技革命首先是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飞跃，军事变革最重要也是人的变革。迎接世界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的挑战，培养一大批能够驾驭科技发展大势、能够强军胜战的新型军事人才，有时要比拥有先进的武器更急迫更重要。
科技创新引发军队组织形态变革
科技创新催生出新的作战手段和新型军事人才，也必将影响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方式，即军队的编制与作战编成，引发组织体系的变革，使结构态的科技战斗力以一种新的面貌得以呈现。
回顾军事发展史，军队组织形态的发展变化，总是以能够有效容纳科技发展带来的战斗力增值潜力为基本方向。当新的武器装备引入原有的组织体系后，由于其战术技术性能的优势性和使用保障条件的变化，必然引发原有装备体系中的配套、比例、衔接和保障关系等方面的不适应，引发人员数质量结构与武器使用要求的矛盾，进而产生调整和变革组织形态的基本动力。信息化战争时代，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各国都在缩减层级、增加节点数量以建立“扁平化”的组织形态，适应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模块化组织体系成为发展方向，为推动战争的演变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必然引发军事体系的重塑，人的因素、装备因素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人与装备已经高度一体化。若只关注实体态和人格态的战斗力而忽视了军队的编制与编成，就犯了“见木不见林”的大忌。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这一历史性命题，要求必须适应战争形态加速演变的新趋势，牢牢把握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这个指向，推进武器装备、军事人才、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的全面协调发展，促成科技发展成果向战斗力的最大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