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从战略层面上回答了中国为什么只有抗战到底才能赢得胜利
记者：当时中日两军在战斗中的伤亡比例有时高达10∶1，八年抗战，在双方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的抗战意志为什么没有垮掉？
王树增：日本强中国弱，这是当时的客观情况。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图谋制造事端的迹象愈加明显，蒋介石曾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为此，张学良电令他的参谋长荣臻：“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至少在1931年的时候，面对日本关东军挑衅，他们的抉择是忍让。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认为，日本过于强大，中国过于贫弱，中国尚没有力量与日本全面开战，一旦全面战争爆发，中国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沦陷。
历史上中国曾有过“天朝上国”的自豪，但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种自豪在列强的不断入侵中逐渐销蚀乃至消失，最终形成了“中国无力有效地抵抗外来入侵”的“集体性共识”。这一民族心理上的无奈，令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忧患时肝肠寸断，令中国的军人们在抵抗入侵时颜面尽失，也令中国的政客们在外交上如履薄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甚至想到，如果与日本全面开战，不出3天，日军将占领中国的长江流域，切断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命脉：“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24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3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
然而，不抗争、不抵抗，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如何捍卫？
国民政府的退让，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扩张野心。历史的发展证明，军国主义的胃口只会越来越大。只有坚决抗战，才能捍卫和平。中国共产党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从“九一八”事变后就坚持抗日救国，领导东北人民展开抗争。抗战期间，共产党的“硬骨头”成为中华民族苦难中的精神基石与中流砥柱。共产党人在战术上讲究机动灵活，但在抗日意志上坚定不移。战争中，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都用共产党恫吓对方。当日本人开出蒋介石无法接受的停战条件时，蒋介石曾经提醒过日本人，如果国民政府真被战争拖垮了，任何议和的可能性就都不存在了，因为“共产党从来不投降”。日本人则提醒蒋介石，倘若继续坚持抗日，共产党会越打越多、越打越强。
实事求是地讲，在国民党一方，对于国共两党的再次联合，从始至终都充满了忧虑。其心绪之复杂，原因显而易见：一方面日寇凶残，已经深入国土，面对战争压力，从民族大义上讲，集聚全国力量实行对日战争是必须的。另一方面，除了长期与共产党在政治上的严重分歧以及军事上的严重对抗外，国民党最大的不安是：共产党会在这个历史时机生存下来且很有可能发展壮大。国民党的这种复杂心绪，贯穿了持续数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并由此引发了两党两军的摩擦与冲突。国民党人的不安与忧虑，来自于对共产党认识上的固执与偏差。
首先，国民党方面认为，共产党已到了被彻底“剿灭”的最后时刻。而事实上，这只是国民党方面一厢情愿的判断。自1927年起，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动用国家所有的政权和军力资源，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也没有把共产党“剿灭”。共产党人的长征在国民党看来无异于穷途末路，共产党人也确实在长征中遭遇几乎是灭顶之灾，比如令工农红军从86000人锐减至30000余人的湘江之战。但是，蒋介石永远也没有明白一点，那就是他要“剿灭”的并不是他所称为的一群“匪”，而是伫立在人世间的一种信仰、一种主义,是这个国家中最大多数的人情愿为之舍身的一种社会理想——“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世界史上至今尚没有用杀戮手段把一种信仰、一种主义乃至一种社会理想彻底剿灭的先例。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其次，国民党方面固执地认为，共产党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壮大。这一判断也属于一厢情愿。且不说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生存意志与生存智慧，仅就为了生存而言，也尚有比向国民党方面作出政治与军事让步更为有效的方法。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使日本侵略者深入中国，也没能深入到西北的腹地，共产党人落脚的地域是中国最安全的地域之一。而为了对日作战，国民党方面将无暇顾及陕甘宁边区，只要置抗战于不顾而只图偏安一隅，共产党人的生存与壮大会有更大的可能。但是，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共产党人宣布搁置或放弃已经为之奋斗多时的革命目标，而这些革命目标是无数共产党人在困苦、磨难、酷刑，甚至面对死亡时都不曾放弃的。据此，如果将共产党方面把赖以生存的武装力量送往前线去与侵略者作战说成是为了生存，逻辑上是荒谬的。
至于后来共产党方面的不断壮大，事实上是战争进程本身的趋势所向，应是国共双方当初都不曾预料的。有人说，共产党借机扩展势力，这是一个悖论。要知道敌后战场幅员130多万平方公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必须发动群众，扩展壮大力量，开辟更多的抗日根据地，才能在如此广阔的战场上对日军形成牵制，对侵略者进行打击。有人说共产党乘机扩大“地盘”，这又是一个悖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从侵略者的手里抢地盘，解放了一个又一个村镇和县城，敌后抗日根据地越大对侵略者越不利，难道不应该扩大吗？
贫穷落后的中国，凭什么抗击侵略者并赢得最终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在战略层面上回答了抗日战争的这一重要问题，即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横空出世。那时，中国对日作战已近一年。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侵略者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一个巨大的疑问弥漫在国人的心头：中国会不会亡国？抗战是否有胜利的希望？如果胜利的希望还没有最后破灭，那么，中国抗战的正确道路是什么？《论持久战》预言了抗日战争进程的每一个阶段，提出了各个阶段中中国的战略原则。这本小册子不是刺刀不是子弹，但它精准地点中了侵华日军的死穴。日本侵略者最大的担心就是战争不能迅速结束，被拖入中国战场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即使今天，我们回顾这场战争时也必须承认，持久战是唯一正确的战略原则。《论持久战》让中国人民坚定了抗战信心，必胜的信心。
日军从中国的北方打到南方后，一名侵华日军士兵在日记中写道：“要使中国不抗日，除非长江之水不会流。”这与日军刚刚踏上中国战场时的不可一世，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