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发锁本来计划一年半至两年完成《围困长春》的写作，可写到一年半便写不下去了。他回忆说：“原因是觉得站位低，视角窄，没有用大历史观从二战后世界格局来看国共对东北的争夺；同时，弄不明白围困战的性质和规律。”通过沉淀下来认真思考，李发锁认为：一定要从大历史观去解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如果单单就围困写围困，势必陷入一鳞半爪之泥淖。于是，李发锁将东北解放战争及围困长春战役置于当时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复杂局面中进行考量，把局部战役放到世界大格局之中进行战略与策略剖析叙述。既讲述了我军的战略、策略对战争走向的重要性，又辨析了长春围困战若干似是而非的说法。
在大历史观中透视战争风云，“久困长围”已不再成为问题，那是当时根据敌我双方实际所能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战争策略。
《围困长春》还破解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貌似强大的国民党政权在短短3年就被共产党推翻了？”全书几乎都在写国共两党在各方面的比较与角斗。结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战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不容诋毁。叩穿历史以正视听，该作品对于强化党的执政能力，不忘初心、发扬光荣传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
真实，是纪实文学的生命。
李发锁秉持“真实即力量”的创作理念，以档案、史实为依据，用真实还原历史。整部作品脉络清晰，事理透彻，文笔洗练，意蕴悠远，叙事缜密细腻，人物生动鲜活，呈现出现实主义历史创作的大气象。
在《围困长春》创作中，李发锁始终用证据说话，采用了许多国共双方的档案资料，尤其是敌方原始文件（如，郑洞国签发的文件、国民党的原始会议记录等），仅书中标出的重要史实注释就有900多条。其中，相当一部分条目都是采取双证据引用。诚然，作者的笔墨不只是停留在战争的现场，而是深入探究战争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战争走向的影响，从大历史观的视角，秉笔直书，正本清源，既写胜利与成功，又写失败与挫折。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场，作家善于抓住核心事件与核心线索，对主要人物进行多侧面描写。
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处理上，李发锁认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并不矛盾，而真实压倒一切。关于长春围困战，那些似是而非的“真实”，那些无中生有的质疑，那些别有用心的造谣，在《围困长春》的真实书写中一一败下阵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作品、第七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第三届“中国作家报告文学奖”，一连串的荣誉足以说明，这是一部饱含历史重量和思想能量的纪实大书。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所说，这是一部“复现东北决战的恢弘力作，体现了作家的史学功底和文学才华，深刻揭示了战争背后各种力量的较量。”
真实不仅是作品生命力的第一要素，而且直接反映了作家的职业操守与社会良知。从某种意义上说，长篇纪实作品《围困长春》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一个深度发掘历史的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