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就是要对你所研究的那个时期的政治、法律制度有个非常清楚的了解。就像我们今天,要了解中国的现实,你要知道“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这些职位在整个国家组织中意味着什么,处于政治生活中的什么位置,要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之间是什么关系,要知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是什么含义,要知道党中央、团中央是什么关系,等等。你看到史料中一个人的头衔,就要知道他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如果不对一个时代的政治、法律制度先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一上来就找一个很细小的题目钻进去做论文,毕业可能是没有问题,但对将来的学术发展会很不利。我们说研究生期间要打基础,就是要对这些基本的方面加以掌握。
第三点就是社会经济制度。具体到中国古代史,就是要以赋役制度为中心,了解社会经济的情况。我们要了解整个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变迁情况,要了解你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具体情况。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对经济史非常重视,但近十来年似乎不那么重视了,肯拿出很大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少了,学生更不愿意去关注,因为材料很零乱,很细碎。但是不好掌握也要努力去掌握,因为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需要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有个切实的了解。赋役制度主要涉及一个人对国家承担什么样的赋税和劳役义务。国家的财政状况怎么样,都跟这个有关。比如十年“文革”之后要搞改革开放,一方面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就是国家在经济上难以维持,所以非改革不可。这类问题,就是要通过对基层社会,对赋役制度的考察来了解当时的人民生活状况如何,政府的财政状况如何。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作一个综合把握,或者说,在作综合把握时它是一个基础。你可以不研究赋役史、经济史,但这些情况必须要了解。
第四点,就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学术文化。要知道当时的人有什么观念,是怎么想的。比如妇女守寡的问题。在宋代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不认为寡妇改嫁是多么大不了的事,到明以后才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跟道学的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实际情况与社会观念又有相当的差别。底层的一般的老百姓,与上层社会对守寡的看法、实行,都存在较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历史所的郭松义先生有研究,大家可以留意。再比如佛教的地位。在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的时候,人们对佛教的尊崇是很厉害的。唐朝的情况,我们看韩愈的《谏佛骨疏》,就可以知道。不仅是平民信奉,而且从士大夫的文集里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佛教的热情和信仰。可是,到了明清,我们在小说里面,僧人是被看作和三姑六婆同类的人,体面人家是很不愿跟僧人道士接触的,认为他们没几个好东西。明清小说里有大量的讲“花和尚”的故事,讲寺院里如何藏污纳垢,这在唐以前的材料里是很少见的。这都反映了思想界和民间观念的变化,当然思想界和民间观念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再研究,但是思想、文化、学术是我们研究历史必须要掌握的东西。顺便说一句,现在不少研究者都在讲“佛教的世俗化”,这是个假问题,不存在。这是将“佛教”与“佛学”混为一谈了。佛教本来就是世俗的,是努力要在民间传播的。大家对教义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教团在传教时可能也要考虑民众的接受能力和接受方式,但从民众信仰的角度来说,哪有什么世俗化的问题?如果佛学吸收了民众信仰的内容,并有所改变,那是佛学的变化问题。这两者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