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战争启示录》是俄罗斯军事问题研究专家、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马建光教授十余年学术积累的见证和结晶。马建光教授在书中以国际格局重构与战争形式变革为经纬，对俄罗斯这个昔日帝国的今日作为，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战略审视、历史剖析以及科技掂量和军事揣度。
一方面，本书把战争形势的演变放在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下进行分析，尤其是“混合战争”的出现与叙利亚复杂政治生态的关系；另一方面，本书又尝试解读战争对国际政治的微妙影响，阐释两者之间矛盾而统一的关系。
相信，每一位希望通过了解叙利亚问题的演变，把握全球大势和走向的人，或是有志于通过洞悉来自最新战场的经验，寻找振兴中国国防之借鉴的读者，都将徜徉于本书之中，开卷有益。
为了让更多朋友深入了解这场关系国际时局的战争，中国军网征得作者同意，将每日连载《叙利亚战争启示录》的一节内容，敬请关注。
第二章
“混合战争”引领制胜机制
——从霍夫曼专著到“格拉西莫夫战术”
2007年，美国军事专家弗兰克·霍夫曼提出，传统的“大规模正规战争”和“小规模非正规战争”正逐步演变成为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混合战争。以此为背景，其专著《21世纪冲突：混合战争的兴起》于同年问世，围绕“混合战争”的思考与争论就此开始。霍夫曼在专著中指出：“混合战争是为实现政治目的，在战场上同时协调运用常规武器、游击队、恐怖分子和犯罪活动的复杂组合。”在车臣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黎以冲突等战争经验基础上，霍夫曼吸取近代先进战争理论，提出、形成系统而独到的“混合战”理论，并风靡美国防务界，两年后开始逐渐主导美国军事建设与战备。至此，混合战正式为世人所知，并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实现理论的完善，最终促成其本身的“跃进”。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大概是距今最近的混合战运用。尽管俄罗斯不太承认这个观点，但这场行动在形式上与混合战争相近，且集中体现了混合战的特点与优势。因作战效果卓著，又因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的一篇论文，将俄军在叙利亚战场上的行动打造成了混合战争的“样板”。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较之其他战例，能进一步地反映混合战争的本质与特点。
2.1浓雾中走来的“混合战争”
霍夫曼对混合战的精辟见解，建立在局部战争与先进军事理论的分析验证上，极大地推动了混合战理论的发展。但混合战争这座大厦，不是某些西方战略专家所能独自建造的。战争能推动时代的变革，而时代也在悄然设计战争。因而在追溯混合战争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应对其自身在国际安全形势与实际军事实践中的变化给予关注，尤其是对近几年逐渐演化出更为复杂的形式与特点的“混合战争”。据分析，美国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及吉尔吉斯斯坦等独联体国家发动的“颜色革命”深受霍夫曼“混合战”理论的影响。尤其是2013年与2014年之交的乌克兰危机，展现出了混合战争更为丰富、灵活的内涵和形式。与此相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叙利亚的一连串成功的军事行动，令俄军娴熟的军事技巧大放异彩，堪称混合战争的典范。有趣的是，上述两个“权威”对混合战争的理解却各有侧重。不论是哪一方，都不愿承认自己使用了“混合战争”，并同时指责对方使用混合战来攻击自己。可见，一方面双方在混合战理论的内容与本质上已经形成较大分歧。另一方面，这种“以劣胜优”，备受瞩目的战争样式，却如“烫手的山芋”，其中暗含的秘密引人遐思。
混合战争不是“老调重弹”。在以往的战争中，有结合常规军事手段与非常规军事手段于一役的案例，兼具混合战上述两特点的例子也或许存在。但混合战争之所以独特，堪称一种“新地区战争”，就在于其是建立在现代战争的特殊背景之上。混合战争一方面继承了有限战争的理性与克制；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平台上，这种战争形式借科技的发展而迅速演变。而霍夫曼的研究与推崇，将混合战争引入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视野中。在这段时期，混合战争在高科技与决策体制的支持下，协调性与针对性大幅强化。而混合战争这种特点，恰好符合大国打“有限战争”的迫切要求，混合战争因此具备相当的“隐蔽性”。这是以往的局部战争远远不能及的。故而只有这个时代，才能浇灌出混合战争这朵奇葩。同时，基于混合战争的形式与特点，要打好未来混合战争，应对混合战威胁，最根本的就是统筹战略资源和运用战略手段，提高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综合能力。
霍夫曼对未来战争的分析见解均深刻而独到，切中美军时弊。但在随后美军国防建设的相关报告中，会发现其备战焦点的转换略显保守。换言之，作为对未来“混合战争”的准备，美国人选择将目光投射到恐怖组织、更精确的打击和更全能的军人上。联想美军在阿富汗战场上的狼狈，可以认为这是一场针对反恐战争的亡羊补牢。此后，无论是席卷中亚、东欧的“颜色革命”，还是俄军干净利落的军事行动，相较于霍夫曼时期的理论来说，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堪称突飞猛进。开展这种军事行动，需要决策层具有极高的综合战略决策、战略资源统筹、战略手段综合运用技艺。一旦控制不当，越过战争红线，给西方以口实，即使俄军计划再精密，军队再强悍，也终将是竹篮打水。所以，整体上看，这种战争的规模、范围都必须严格受限，且这种限制是主动的。
首先，混合战争理论建立在有限战争的基础之上。显然，作为混合战争理论的直接来源，美反恐战争、黎以冲突，或是大国对小国的战争，或是有大国背景的小国战争，亦即都是局部战争。同样，包括日后混合战争的发展，也都没能摆脱有限战争的形式和影响。而战争由“被动受限”到“利用限制”的转变本身，就是在强化战争的有限性，并在这种有限性中寻求“超限”。之所以会有这种转变，正是在科技发展迅速的科技时代、信息时代才能实现的。
其次，混合战争或许只能以局部战争的形式出现。曾有人预言，未来的全球战争或将以混合战争的形式出现。但混合战争的“根”是局部战争，“灵魂”是战争双方的政治与军事自觉。这种战场上的“自觉”，就好比“切香肠”：每一步都不足以引发战争，但几步下来却将引发战略性的转折。而一旦这种“契约”被打破，就势必意味着战争发动方在国力与武力上都有绝对的自信。混合战争最显著的标志是战争手段、样式甚至战争主体之间的“混合”。而这种“混合”绝非纯粹的军事领域。恰恰相反，常规军事力量作为混合战争中很少的一部分，地位精微而关键。其实，高度渗透的外交、经济、舆论等国际政治手段才是战争前期准备与实际操作的重头戏。可这些在以“称霸”为目的的全球战争中，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若想了解混合战争，必先从有限战争的形式演变找出塑造其性质的根源。“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时代的变革改变了战争，也改变了当今世界的政治环境。
囿于现代战争的诸多限制，在借助国外战场弱化“战争事实”的同时，政治本身也被融合在战争当中，成为战争的一部分。只有各种行动协调精确，才可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事半功倍、达成甚至超额完成预期使命和任务，这在西方煽动的历次“颜色革命”事件和俄罗斯的两场军事行动中有所体现。时代推动和设计了“混合战争”，而限制战争的政治因素则担当实际的执行者，最终在发展中与战争渐渐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