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桂荣在莫斯科动力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中。 中国航天报资料图片
1933年，出生在福建莆田一个贫困农民家庭的闵桂荣是世界上最早从事热管技术研究的人之一。他领导的团队集航天热控产品研发、设计、生产为一体，为我国载人航天、北斗导航等100多颗航天器贴身打造“冷暖空调”，创造了交付产品100%合格、在轨无一失效的奇迹。
闵桂荣先后于1991年和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2021年4月28日，闵桂荣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从零开始艰苦创业
1956年，闵桂荣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1963年，年仅30岁的他就拿下了苏联科学院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回到祖国后，闵桂荣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承担航空发动机的传热问题研究工作。
1965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关键技术攻关全面展开。那一年，既没学过也没干过人造卫星、只在展览会上见过人造卫星模型的闵桂荣，领命与钱学森、杨刚毅组建一个新的卫星研究实验室，承担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有关热控制技术的研制任务。
这么重的任务，他的帮手却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上第一节课，年轻的闵桂荣就把比他更年轻的科研人员拉到北京天文馆去参观。太阳、卫星、地球，到底是什么样的运动关系，他们从最基本的知识琢磨起，边学边干。就是凭借着这股执着钻研的精神，我国最终研制出了东方红一号卫星。
与此同时，早期国外卫星由于热控设计不周，在太空运行时就像患上了感冒，经常出现过热或过冷现象，导致卫星运行失败。当国外利用大型计算机和高水平的太阳模拟器进行复杂的热试验、热计算时，我国的卫星科研人员却依靠手摇计算机、算盘和计算尺，完成了复杂的轨道、热流和温度计算。
闵桂荣还发挥聪明才智，主持并研究制定了卫星热平衡试验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并提出了卫星热平衡方程积分关系式。他和同事们开辟的航天热控制这门新技术，不仅成功地解决了我国早期各种卫星上的温度控制问题，还为此后研制多种人造地球卫星提供了技术基础，并使我国的卫星热控制技术水平进入了世界先进水平行列。
既是领导也是专家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我国卫星事业进入全面攻关阶段，对航天器热控制技术一往情深的闵桂荣，在我国卫星事业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被推上了领导岗位，开始了与卫星共同成长进步的新征程。
1975年，闵桂荣担任起卫星总体部的领导职务，负责返回式卫星总体设计工作。那时，准确入轨、正常运行和毫无差错地回收，是闵桂荣心中的“卫星三部曲”。
当年11月26日，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首次发射成功。卫星进入轨道飞行3天后按计划返回祖国大地，并首次带回了珍贵的空间遥感照片。捧着照片，一向平和、内向的闵桂荣激动不已。
1983年，闵桂荣被任命为我国新一代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他领导团队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了多颗卫星的飞行任务，带回了许多极为珍贵的高精度遥感照片。
1985年，闵桂荣被任命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开始在我国卫星事业发展中担任起新的角色。这一时期，我国卫星事业继续蓬勃发展，并走出国门。
身为研究院的领导，闵桂荣积极将自己历练成一名优秀的管理专家。当卫星研制面临经费困难时，他强调航天是立院之本，困难再大，也要集中精力搞航天技术。当国防科技面临体制改革时，他又适时提出了“以天为本，天地结合，走向世界”的新发展战略。
价值和爱国伴随他一生
人生过得要有价值，金钱、名利都如过眼云烟。在闵桂荣的人生价值论中，境界与精神是他最为强调的。不论是教育子女，还是为人处世，闵桂荣总爱说：“一个人要有精神面貌。”因此，他的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骨子里的“价值”才是他追求的真正价值。
与我国卫星相伴一生的闵桂荣，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见证了我国卫星事业发展的全过程。无论是经历诞生时的奋斗，还是发展时的跨越，“中国”二字深深地印刻在了闵桂荣的骨子里。
闵桂荣3岁时就被父母忍痛卖给别人做儿子。7岁那年，他眼睁睁地见到自己的养父病重，却无钱医治，在日寇飞机的轰炸声中病逝，旧中国民不聊生的苦难激发了少年闵桂荣的爱国情怀。
青年时期的闵桂荣开始寻求自己报效国家的契合点。此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缔造者列宁的一句名言对闵桂荣产生至深影响，这就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社会应该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闵桂荣认为，国家应该是由劳动人民掌握政权，并且是高度现代化生产的社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劳动人民已经掌握政权，但国家并不富强，祖国需要千千万万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中国一定要富强起来，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一定要有自己的地位。”正是这样的动力，推动着闵桂荣把自己的一生融入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中。
对于我国卫星事业未来的发展，闵桂荣说：“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仍然是我国航天事业今后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我国要大力推动航天产业化进程，只有在全球航天市场中争得应有的份额，才能拥有一席之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是他对与之相伴了一辈子的我国卫星事业最大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