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票赞同，5票反对；毛泽东叉着腰说：胜利了！
早康会议：奏响古田会议序曲
记史
1929年6月8日，中国共产党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白砂镇早康村召开，史称早康会议，又称白砂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四军党内关于前委与军委之争加剧的特殊背景下召开的。最终，在时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强烈坚持下，会议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从组织上保证了前委对红四军具有全面、集中的领导权，避免了党的分裂，也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由此，早康会议也被称作“古田会议前奏曲”。
早康会议旧址。作者提供
1 1929年5月中旬，红四军结束了在赣南地区分兵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割据的工作，集中在瑞金待命。这时，江西国民党军纠集了3个旅的兵力，分路向赣南地区恶狠狠地扑来。刚刚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四军又面临着严峻的斗争形势。
恰在此时，中央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送来一份重要情报——闽西地区国民党军防务十分空虚。原来，蒋桂战争虽已接近尾声，但拥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部与驻扎在粤东的桂系军阀徐景唐部激战正酣，驻守闽西龙岩的陈国辉旅追随福建军阀张贞入粤，参加粤桂战争，帮助陈济棠讨伐徐景唐。这样，除了退守上杭城的郭凤鸣残部卢新铭旅外，闽西地区没有国民党军正规部队。
红四军前委当即决定主动撤离瑞金，避敌锋芒，出击闽西，配合闽西地区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创造公开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
20日，红四军二度入闽，于23日一打龙岩，歼灭守城的陈国辉部1个营。为诱使陈国辉主力回援，红四军于当日撤出龙岩城，转移到邻近的永定县一带乡村分兵发动群众，肃清反动民团势力。
逃到永福的龙岩溃军一面向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和远在广东的陈国辉告急，一面纠集漳平等地的散兵游勇和土劣民团组织的300余人回窜龙岩城。
6月3日，红四军二打龙岩，赶跑了守敌刘烈波部。正在广东参加军阀混战的陈国辉听说老巢不保，极为震惊，立即率主力日夜兼程回援龙岩。盘踞在上杭城内的卢新铭也闻讯派出钟铭清团进驻上杭东北的白砂镇，企图配合陈国辉部夹击红军。
5日，红四军侦得敌情，毛泽东、朱德立即命令第3纵队和红59团撤出龙岩城，会同第2纵队赶到大池集结，第1纵队撤至大洋坝。这样，红四军故意让开一条通路，诱敌进入龙岩空城后，准备第三次攻打龙岩，以彻底消灭陈国辉部主力。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大池召开了红四军干部会。鉴于白砂是通往龙岩的咽喉要冲，会议决定在陈国辉部主力未到龙岩之前先打白砂，吃掉钟铭清团，扫清进军龙岩的障碍。
6月7日正值农历五月初一，恰逢当地“扛菩萨”打蘸的民俗活动日，白砂守敌对红军的行动毫无知晓，疏于防备。
清晨，红四军第2、第3纵队和军部由大池出发，经吊钟岩、小禾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白砂正面发起进攻。与此同时，红59团为右翼，经蛟洋苏家坡迂回南进扑向白砂；红四军第1纵队为左翼，从溪口大洋坝出击白砂。三路大军对白砂形成了扇形包围态势，守敌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在红军雷霆万钧的进攻下，很快就溃不成军。
激战1个多小时，白砂守敌1个团除团长钟铭清率20余人逃跑外，其余被全歼。战后，当地群众传诵着一首民谣：“五月里来开禾花，红军开来打白砂；四周包围无处走，杀得匪军满地爬。”
2 就在红军攻下白砂镇的当天，距离白砂圩场10公里处的早康村群众也举行了暴动。红四军前委和军部机关随即进驻早康。
8日上午，前委扩大会议在早康村东头的严氏宗祠里召开，议题就是解决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高级领导人之间日趋激烈的、关于前委与军委的争论。
前敌委员会是红军初创时期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其领导人和组织成员都是由中央指定的。红四军前委是1928年11月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按中共中央6月4日《中央对前委的指示信》的指示精神成立的，毛泽东任书记。而红四军军委早在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后就成立了，毛泽东、陈毅先后担任书记。前委成立后，朱德接替陈毅担任军委书记。作为红四军内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前委直接领导军委的工作，负责管辖红四军各级党组织兼及地方赤卫队，并负有指导地方党组织之责。
这一领导体制运行了两个多月后，1929年1月，为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向赣南转移。由于每日都在行军作战，与尾追之敌苦苦周旋，“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前委与军委共存已属多余且不利于行动，因此在2月初罗福嶂前委会议上决定取消军委。于是，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停止了活动。
事后，毛泽东向中央报告：“感觉军委之重叠，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当年9月1日，奉命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陈毅也在书面报告中称：“四军出发赣南，前委在事实上随军走，所以只能管军队，至多达到某地作一点巡视地方党的工作，同时军队每日行动均须决定，因此觉得军委前委发生重复，遂将军委停止职权，由前委直接指挥两个团委，及特务营委及军部特支，颇觉便利敏捷。”可见，红四军军委的取消是在特定环境中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军事行动，避免领导机构的重叠臃肿，保证作战指挥的快速高效，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性的措施。
到了5月，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蓬勃发展，红四军人数迅速增加，革命形势也开始好转，前委既要管军队，又要管地方工作，一时兼顾不过来，于是“前委临时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委，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也就是说，红四军军委这一级党的组织在停止活动3个多月后，又恢复了。前委同时还决定由前来向红四军传达中共六大文件和中央“二月来信”的中共中央巡视员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
然而，长期留学国外的刘安恭对红军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对红四军的领导体制与战略战术带有明显的偏见，试图以苏联红军的模式来改造中国红军。他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甚至攻击前委，散布不利于党内团结的言论，削弱了军队中党的领导作用。当上临时军委书记后，刘安恭便雷厉风行地主持召开了军委会议，并做出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
3 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显然，这是一个有悖于党的组织原则的错误决定，最终引发了一场前委与军委之争，并进而促发了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
5月底，毛泽东就曾在永定县湖雷镇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以厘清前委、军委的工作范围和职责。但由于当时战事紧急，湖雷会议并没有来得及解决问题。
6月1日，毛泽东在湖雷给中央发出了一封长信，除汇报军委撤销与恢复、刘安恭任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等情况外，还特意注明“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之语。此时，毛泽东已更为清醒地意识到，这场关于前委与军委的争论，涉及红军党的领导方式、党在军队里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党的领导机关与军事机关的关系，其核心就是坚持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的问题，事关这支革命军队的前途和命运。如果听任争论蔓延，只能加剧党内不同意见的对立，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及早彻底澄清和解决。因此，白砂战斗刚刚结束，他便在早康村主持召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干部和部分地方代表共41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着重解决湖雷会议争而未决的话题。
就在会议召开前的几个小时，林彪突然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对红四军党内争论发表了个人意见，表示支持毛泽东。同时他又用“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利用各种封建形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地攻击别的同志”等过激的语言，对朱德进行含沙射影、歪曲事实的攻击。
早康会议上，毛泽东公布了林彪的来信。信中那些“封建关系”“无形结合派”“政客的手段”“卑污的行为”“阴谋”等超出当时红四军党内领导集团政治生活常态的刺耳字眼，使大家感到无比震惊。随后，毛泽东提交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辞职书面意见，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斠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对于党以什么方式领导红四军的问题，朱德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表示极端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并认为红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
显然，朱德与毛泽东的意见都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表明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都有着共同的政治抱负和信念，为了共同的大目标而出生入死。因此发生在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并不是权力之争，也不是路线之争，更不是分裂之争。但在具体的领导方式上，他们又的确存在分歧，甚至夹杂有个人意气。朱德更强调党支部的作用，坚持一切工作归党支部的原则，不赞同前委代替群众组织和各级党委的职权。
由于红四军的两位最高领导人意见发生分歧，加上林彪那封信的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大家争论得更加激烈。林彪强调他的那封信所提出的问题“专指军委问题”，并指责朱德用手段拉拢部下，“希图成立军委以脱离前委之羁绊”。刘安恭也毫不示弱，继续坚持成立军委的主张，还以支持朱德的姿态，把红四军的党分成两派，甚至“提出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企图以轮流坐庄的形式夺取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职。会议在这两人的激化下，陷入了僵局。
打破僵局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毛泽东辞职，前委瘫痪；要么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下台。最终，会议采取举手表决的形式做出裁决。结果是以36票赞同、5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被取消，并调任第2纵队司令员，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亦改由前委委员李任予担任，随后又改由陈毅接任。
对早康会议的结果，毛泽东还是十分满意的。他在6月14日写给林彪的信中称：“只要看四十一个人会议中三十六票对五票取消那少数同志们硬要成立军委的一件事，就可知道大多数人一定不会拥护他们的‘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的主张了。”
早康会议平息了关于临时军委存废问题的争论，贯彻了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从组织措施上使前委的领导重新得到加强。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为纠正红四军党内错误思想所作的一次努力和一次尝试，虽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错误倾向，却是毛泽东正确的建党建军思想同错误思想正面交锋后的一次胜利，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理论上为半年后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也为古田会议决议的最终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实践依据。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副部长：李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