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乃超巧藏电台
1938年台儿庄大捷后，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借此机会在武汉掀起一次轰轰烈烈的宣传周，并发起献金运动，各界人士踊跃捐献，募得大批珠宝首饰和现金。郭沫若委托阳翰笙、程步高等人，用这笔资金到香港去购进10多辆卡车、医疗器材和药品运回内地，然后又分送到各战区去。
由于当时的特定环境，郭沫若打了“埋伏”——其实还有2卡车物资，已直接驶往缺乏医疗器材和药品的八路军总部和新四军军部，车上还各自夹带着1部无线电收发报机。
原来，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最急需的也是通讯设备。因而，阳翰笙等人赴港后，也千方百计买到3部电台，除送八路军和新四军各1部外，另一部交由冯乃超保管，以备不时之需。
冯乃超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对敌宣传科科长，实则系中共派往该厅的特委书记，迁渝后任南方局文委委员。他藏有发报机，连郭沫若也不知道。
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争取合法地位，南方局设在重庆的公开电台都向国民党当局申报和备过案。公教人员私藏电台要冒很大风险，一旦暴露或被搜查到，将会以“汉奸”罪判处重刑。
冯乃超胆大心细，他先是将电台藏在家中，对家人也守口如瓶，故而一直未出事。但这终非长远之计，他为此绞尽脑汁，却没找到稳妥办法。
1940年12月，政治部第三厅被国民党“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因日机空袭日甚，郭沫若便时常在市郊巴县赖家桥办公。南方局文委的有关指示及工作意见，均由冯乃超带往赖家桥，久而久之，他发现那里地僻人稀，心生一计。
有一天，冯乃超雇了几个农民，声称亲戚病故，要他们帮忙挖个坑安葬。入夜后，他独身潜往乱葬岗，用油布将发报机仔细包裹起来埋进坑内，上面掩饰成坟墓。俟春雨降临，坟头芳草萋萋，别说是特务，就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仁也万万料想不到，这坟里藏着1部7.5瓦的瓦哈特莱式电台。
1945年3月，国民党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搬家，冯乃超才将电台转移走。
刘澄清孤胆建台
1941年春天，香港地下党发电报到重庆，请求派人接替前任报务员林青的工作，南方局决定派资深报务员刘澄清前往。因刘澄清不会说粤语，又特派广东籍女同志康瑛配合工作，两人一道结伴上路。
为提防特务跟踪，他们不能直接从红岩村出发，先隐蔽一段时间。他们乘夜转移出来，刘澄清假装病人，住进一家法国人开办的医院，整天打针吃药，康瑛则装成他的表妹，时常来照料他。后来他们又转移到西郊歌乐山农家小院，闲住了两三个月。
等到外面风声松动，亦未发现附近有可疑人员，他们才跟着一位带路的地下交通员离开重庆。刘澄清装成西南联大的学生，声称去香港找亲戚，康瑛仍然扮作他的表妹。他们经贵阳到桂林，买到两张去香港的飞机票，刘澄清让康瑛和交通员先走，他自己又扮成华侨，与几个商人同路，经湛江抵达香港，并很快接上了关系。
当时香港的商业电台很多，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其他系统也在这里设有电台，情况复杂。国民党的电台人员喜欢在社交场合吹牛谈天，露出了破绽，被港英当局查获了好几个。刘澄清在这方面相当谨慎，从未发生问题，他还做了充分思想准备，即便电台被查获，他也会一口咬定是搞商品行情的商业电台。
在香港立足得有社会职业作掩护，刘澄清就到夜校去补习英语，后来进写字楼做职员。谁也猜不到，这位办事勤勉的年轻人，竟然是共产党的千里眼顺风耳，他的志向不是升级提拔，而是经常给延安和重庆发电报。
香港沦陷，地下电台暂停，刘澄清又奉命到东江游击纵队，在那里装配了一部15瓦的电台，与延安联络。他使用原香港密台的呼号、频率、时间，终于接上关系，每天除收发报外，还兼收新华社新闻电稿和《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重要社论、文章，供游击队学习和编油印小报用。过了一段时间，林青在香港恢复了原来的地下电台。
1943年夏，南方局召刘澄清返渝，先在红岩村工作，后派他到闹市区建立备用电台。
中国工矿银行位于重庆城内小什字街，除搞金融业外，还办有一家电料行，由该行律师潘震业之子潘克勤经营，此人思想进步，也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地下党找潘克勤帮忙，他爽快应允，让刘澄清把电台设在银行楼顶晒台的电料仓库里，那儿平时只是偶尔有人去晒晒衣服，十分清静。
库房钥匙由潘克勤掌管，他有一次忘记来开门，结果刘澄清又饥又渴，在库房里整整困了一天。
城内密台是备用的，所以没有电文从这里拍发或抄收，只是每次叫通后双方用简单代号打招呼，或仅仅“OK”一声就停机。这样做可防止军统电台监听，确保形势恶化时随时可用。
民生轮船公司公开招收报务员，党组织决定让刘澄清去报考，再增设一个备用台。他冒名顶替川军潘文华某部的通信兵去应考，以总分第一名被录用。就在考场上，他突然遇见原红四方面军的报务员邓国军，彼此心照不宣，知道上级的意图是要他们同时进入民生公司。后来果然如愿，他们分在同一条船上，掌握了1部50瓦以上的大电台。
抗战胜利，刘澄清被调到民生公司南京分公司，他正好为迁往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服务，那是后话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