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人物：作者和向导索仁达吉 合成：张 宇
登上垭口
天空突降雨夹雪
当我们行进到海拔4000多米的坡地时，突然眼前一亮，前方出现洁白晶莹的雪岭。它绵延跌宕，云雾缭绕，离我们那么远又那么近。
翻过陡坡，沿悬崖边的羊肠小道前行。我反复默诵老红军的叮嘱，一瘸一拐跟上队友的步伐：“能走就走不停步，千万千万不停步。”左侧，山势陡峭；右侧，是无底深谷。我愈发头晕眼花，开始腿软、呕吐。慈祥的孙大爷见状，急得老泪纵横，拿出氧气瓶让我吸氧。谭雄四处搜集枯树枝，不顾手指被划破流血，点燃篝火，为我取暖。
队友叫我原地休息，不要继续上行。可望着云雾缭绕的山顶，我苦苦相求：“让我去吧，我爬也要爬上去祭奠红军烈士！”
“还是让她再试一试吧！”看我坚持，孙大爷转而为我说情。
山峦托着我们一步步向上。“坚持！向前走！”我咬牙支撑，心想，与昔日红军先辈的跋涉相比，我们今日的行走微不足道。
下午两点多，我们终于到达雅克夏雪山垭口海拔4392米的红军烈士墓旁。一路上，我们耗时6个小时，和预期差不多。而我又陷入半昏迷状态，吸入第3瓶氧气后，略有好转。
关于雅克夏雪山红军烈士墓，红原县党史研究室主任赠送给我的《红原县志》中有所介绍：1952年7月，前往黑水剿匪的解放军某部翻越垭口时，发现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距相等，旁边有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据记载，国民党军队从未上过此山，只有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至1936年数度经过。红30军老战士唐成海，曾3次翻越此山。他判断12名战士是红军一个建制班，夜晚宿营，因劳累、低温或缺氧而亡。红原县政府后来就地掩埋遗骨，立碑建起这座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
望着墓碑，一阵悲凉从心中涌起，一直蔓延到我的双眼。
在孙大爷和谭雄的搀扶下，我硬撑着站起来，拔去枯草，点燃香烛，轻抚冰冷的墓碑，声泪俱下：“没有人知道你们的名字，但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红军！今天，你们幸存战友的女儿和队友来看你们了……”队友洒酒一圈，集体三鞠躬。周围一片肃穆，同行的年轻女教师，也默默拭泪。
就在此刻，晴朗的天空竟突降雨夹雪。清亮、晶莹的雨雪，纷扬飘洒，浸润着我的脸，也浸润着我的心。
我是历史教师，我想起一位来自四川的学生曾问我：“老师，我一直有一个疑惑。爷爷说，我们家附近的雪山里住着许多红军，他们和我们一样地生活着，只是他们住在雪山里不能出来，是真的吗？”“那是爷爷和当地的人们怀念红军的凄美传说吧。”
立于墓前，我给那位学生发短信：“我们正在看望生活在雪山里的红军。”
学生回复：“想念红军，祝福他们安康！”
我叩首转告，祝福英烈安康！
烈士墓旁的垭口，是此行的最高点，定位仪显示：海拔4459.5米。我们将重走长征路的队旗，展开于雪山之巅。
下山颠簸
如同穿越时空
雨雪交加。
下山，很难从陡峭的来路返回，只能沿坡度较为平缓的南坡马塘河走山谷。到处是密密的灌木丛和森林，地上有不少野兽踩出的脚印，有几次顺着一个方向走到头，却是断崖。
孙大爷牵着那匹名叫“梅隆”（藏语：花脸）的马，用一根小树枝拨开荆棘走在前面，马背上驮着瘫软的我，谭雄和年轻教师在两侧相扶。我难受至极，一分一秒地咬牙坚持着，想起父亲曾说过的话：“如果没有蔡局长和战友的关心照顾，我是不可能走完长征路的。”我也深切感受到，如果没有大家的关心照顾，我也不可能翻越雪山。
雪珠随风打在脸上，丝丝冰凉。大家浑身湿透，在泥泞不堪、没有路的路上走着。不知何时，年轻教师哼唱起了那首熟悉的歌曲：“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炊断粮……”
两位队友牵着另一匹马，不知何时掉队了，任凭我们怎样呼唤，也无回应。原来，他俩沿马塘河下行时迷路，几次翻倒在急流中，拽住马缰绳才站起身来。庆幸的是，几小时后，他俩平安与我们会合。
一行人颠簸着，哆哆嗦嗦、跌跌撞撞，终于赶在天黑之际走到山脚下。我们惊异地发现，山下竟没有下过雨雪，而我们身上湿漉漉的寒意未消，如同穿越时空、历经洗礼。
我被立即送往70公里外的马尔康州医院重症监护室……经过治疗，医生放行。我与队友沿着红军的足迹，继续北上。
雅克夏雪山，从此化作我心中永恒的丰碑。
作者简介：邓玉平，红军后代，上海市退休教师，自2004年起先后12次重走各条长征路，拜访250余位老红军，作长征讲座170余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