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危机应对贵在神速。2005年以来，军队建立了处置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制，同时，军队和地方也建立了协调联动机制，形成军地合力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局面。汶川地震发生后，解放军和各部委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在极短的时间里，在灾区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涉及海军陆战队、空降兵等20余个兵种共计十三万人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投入抗震救灾；迅速成立了各级军地联合指挥部，组成了一支支以部队官兵为先锋的地震救援团队、医疗卫生队伍、消防队伍依次跟进的综合救援突击队；大规模展开各地区、各部门的组织协调和各种资源的有效调动。
2008年5月23日，陆军航空兵救援队员在茂县卸运直升机空运来的救灾帐篷。
空军和陆军航空兵在气象条件不明确的情况下超强度长时间飞行，为灾民开辟了空中生命之路，为抗震救灾部队迅速深入灾区创造了条件。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此次救灾中，我军的战略投送能力依然是应急救援的一项短板，由于当时可以随时出动的运输机有限，需要调用大量的民航力量。地震第二天，民航按中央部署，迅速组织了55架飞机，运输7450名救援人员到灾区。
5月14日，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决定调用直升机赶赴灾区救援，民航局连夜调动6家通用航空公司的30架直升机，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同时，民航成立了民用直升机抗震救灾飞行指挥部，在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的领导下，统一负责管理调用的民用直升机。
作为道路被地震破坏时投送灾区兵力的重要方式，空军的大部分运输机集中在原成都军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和原广州军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汶川特大地震之后的几年里，为了弥补大型运输机数量的不足，空军通过和民航协调，建立起了一套应急情况时征调大型民用运输机帮助运输物资的体制，空中投送能力较2008年汶川地震时有了明显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运输投送军民融合逐步走向海陆空全领域，一大批新型快速运载工具纳入运输投送保障网络，形成战略投送的“新引擎”。
5年前，一则军事新闻令国人振奋——
2013年1月26日下午，我国自主研发的运-20大型运输机首飞成功。这款以“鲲鹏”为名的大型、多用途运输机，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各种物资和人员的长距离航空运输作用。
2018年，运-20首次与空降兵部队联合开展空降空投训练。刘冰冰 摄
“鲲鹏”展翅九万里，长空无崖任搏击。5年后的这个春天，又一则新闻刷爆朋友圈——国产运-20首次开展空降空投训练。在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记者见到了传说中的“胖妞”。这座大国重器自2016年7月列装该部以来，只用了不到2年时间，就完成了包括青藏高原机场远程投送在内的几乎全部训练科目。这次空降空投训练的开展，意味着“胖妞”已基本形成战斗力。这也意味着，从此以后，我国在抢险救灾、人道主义援助等紧急情况下，将会注入一股更强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