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从来没有让女性走开。
在那场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各路红军战胜了数十倍于己的“追剿”敌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取得了空前绝后的伟大胜利。而作为其中的特殊群体，2000多名女红军更是以女性特有的坚韧，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与生命极限进行顽强抗争。为了革命的胜利，她们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亲生骨肉，甚至是年轻的生命。浓浓的情与爱，谱写了一个个感天动地的故事。
——编 者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陈琮英、蔡畅、夏明和刘英。
长征女红军知多少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8.6万余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既然是战略转移，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走。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一是共产党员，政治可靠；二是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三是要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
经过严格筛选和把关，最终确定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共有32人：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秀英、杨厚珍、吴富莲、钟月林、甘棠、肖月华、危拱之、李建华、王泉媛、李桂英、谢小梅、曾玉、刘彩香、丘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出发时，彭儒、黄长娇因病留在苏区，最后只有30名女红军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征程。
长征开始时，这些女红军组成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的妇女队，在中央纵队工作团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的带领下，与中央纵队卫生部一起行动。到达贵州黎平后，编为干部休养连。其中一部分人因伤病、怀孕或体弱为休养员；一部分为工作组组员，担任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等任务；一部分则为政治战士，主要任务是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稳定民夫情绪，以及打土豪、筹粮筹款等。
中央红军离开贵州后，谢小梅、甘棠、李桂英三人被留下参加地方工作。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吴富莲、王泉媛、吴仲廉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并参加了西路军，经历了失败、被俘等种种磨难。康克清、李伯钊等曾一度到红四、红二方面军工作，后辗转来到陕北。最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中只有24人胜利到达陕北。
11月16日，红25军3000余人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号，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成为人数最少的一支长征队伍。其中，周东屏、戴觉敏、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等7名女红军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战斗中，她们不顾个人安危，转移伤员，包扎护理，悉心照料。部队缺少药品，他们就到荒山野地里采集草药，为战士们疗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七仙女”。后来，曾继兰、曹宗凯牺牲在长征路上，另外5人坚持走到了陕北。
11月19日，贺龙、萧克率红二方面军（红2、红6军团）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实施战略转移。
出发前，红2、红6军团对部队中的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及医院、兵工厂等不便于长途行军的人员与单位都作了妥善安置。随队长征的女红军只有李贞、陈琮英、戚元德、陈罗英、马忆湘、蹇先任、蹇先佛等21人。
这些女红军没有单独编队，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被分散在各个单位中。她们中有干部、机要员、宣传队员、护理员、炊事员等，有的是姐妹，有的是母女。
蹇先任带着刚刚出生19天的贺龙之女贺捷生踏上了长征之路。许多年后，贺捷生回忆道：“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了我，就用布袋子兜着我。她把布袋挂在胸前，这样她可以时时照看着我。母亲行军时的摇晃，天上飞机的轰鸣，地上的枪炮声，出生不满1个月的我，就是在这种奇特的摇篮曲伴奏下活下来的。”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近10万人撤离川陕苏区，强渡嘉陵江，踏上了长达18个月、漫漫万里的征程。
在这支队伍中，有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唯一一支成建制的妇女作战部队——妇女独立师。最初，妇女独立师有2000多人，是长征队伍中女红军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但损失也最大，最终到达陕北的只有300多人。
1936年10月，刚刚走完长征的妇女独立师缩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下辖3个营9个连，共1300余人，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踏上了无比艰辛的西征路。经过半年多的浴血奋战，妇女团在祁连山全军覆没，只有数十人历经种种磨难后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