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俊德在调试机器设备。
★在指挥所，总指挥张爱萍上将高兴地向北京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周总理报告：成功了！核试验成功了！
辛苦的付出终于有了些许慰藉，1963年11月，代号叫“614运动会”的大型化爆实验就要开始了。这是对核测试科研课题的一次综合性验收。11月中的一天，一声巨响，鸟儿惊飞，枯枝震落，林俊德他们的心也随着电机的转动紧张地狂跳起来，几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样机，半年的心血汗水就看今天了。巨响过后，林俊德小心翼翼地打开样机，取出玻璃片，经过分析验证，压力自记仪的原理实验成功了。
大型化爆后，研究所搬到北京通县。这时，英美苏三家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已经公布，全世界都看着中国，都密切关注着中国尖端科研事业。风紧云骤，时间越来越急迫了。国防科委和基地首长，经常到研究所看望大家，转达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和指示，鼓舞大家的斗志。样机实验成功大大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可是要研制成套机器，赶上首次核试验，大量更艰巨的工作还在后面。最大的问题是动力。
经过认真考虑，林俊德提出用钟表式发条做仪器动力的设想。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可是要变成现实也不那么简单，手表、怀表、秒表、闹钟、座钟——各种发条都试过了，频率不够，达不到指标要求。高射炮弹引信速度够了，可质量又不行。有一天他又在苦思冥想，“丁零零——”一阵闹钟的铃声，打断了他脑子里的发条，闹钟！他眼前豁然一亮，闹钟打铃不也是用发条吗？对，用这种结构再试一试，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成功啦！
在林俊德和战友们共同努力下，中国自己的第一代钟表式压力自记仪终于诞生了！仪器重量只有几公斤，造价只有几百元，研究所的领导把它命名为丙型压力计。
1964年8月，林俊德从北京来到大西北的核试验场。
浩瀚无涯的戈壁滩上，集结了千军万马，汽车列阵，帐篷成城，工号星罗棋布，铁塔高耸云端。每个部门每个环节每个人都在紧张地准备着、工作着。
一到厂区，林俊德和战友们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他们坐着卡车穿着防护服，练布点、练回收。迎着风沙、顶着烈日做各种现场试验。晚上回到帐篷，还要设想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场区指挥部首长强调，任何疏忽都会造成一生的隐痛。林俊德和战友们强烈感到责任重大。
虽然，压力自记仪经过了多次的化爆试验、各种条件下的标定，他们心里是有底的，但那毕竟都是模拟试验，真的核爆炸中，能不能拿到数据，会不会出现意外，谁的心能放得下啊！他们一共30台仪器，对每一个零件都是擦了又擦，对每一个环节都是查了又查。仪器安装时，都是由林俊德亲自动手，其他同志都站在一旁紧盯着操作程序，严格地检查他每一个动作。安装好之后，还老是不放心，一有空就坐下来想啊想，看还有什么问题。
生活是艰苦的。十几个人住一顶帐篷，中午气温达40多摄氏度，地表温度有时达六七十摄氏度，热得睡不着。有时狂风卷着热浪，裹着沙粒呼啸而来，人们从帐篷走到食堂，竟能刮来小半碗沙子。炊事员只好把饭盛在保温桶里，用被子包上，一个一个帐篷送。最困难的是水，当时，他们都是吃孔雀河水。这水可没它的名字那么美好，又苦又咸又涩，大多数人吃了就闹肚子。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林俊德和他的战友们终于迎来了难忘的一天。1964年10月16日15时，一道闪电，一声惊雷，蘑菇云升起来了！人们情不自禁的跳啊喊呀，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胜利地欢呼响彻山岗。
在指挥所，总指挥张爱萍上将高兴地向北京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周总理报告：成功了！核试验成功了！周总理问：根据什么证明是核爆炸，而不是大型化爆呢，这时，身经百战的将军激动得像个孩子，张着手、转着身向大家发问：你们说说根据什么证明是核爆炸呢？根据什么？
在两顶帐篷连起来临时搭起的工作室里，林俊德和其他科技人员一起正在紧张地工作。他们没有能够和大家一起狂欢。爆炸过后，他们抱起自记仪就往这里跑。在帐篷的一角，林俊德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他们的“罐头盒”——测量冲击波超压的压力自记仪。紧接着，他们把记录着波形的玻璃片取出来。研究所的梁立银将它放在测量显微镜下细心地观测着，汗水顺着眉毛头发一个劲儿往下淌，别的同志帮不上忙，就在旁边用手绢给他擦汗：
“距爆心✕公里处每平方厘米压力✕公斤。”
“计算结果：核爆炸当量✕万吨！”
压力自记仪数据证明这次核爆炸是成功的。同时，某单位的冲击波机测仪器也取得了和压力自记仪近似的数据。其他各个项目也都证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达到了预期的结果。
证明核试验圆满成功的各种数据很快报告给了周总理，报告给了党中央、毛主席。1964年10月16日晚上，宣告中国首次核试验圆满成功的新闻公报发表了！社会主义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