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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企业再造：从拼规模到重格局的觉醒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荒、李坤晟
改革开放40年，“爱拼敢赢”的晋江人从一间间简陋的家庭作坊起步，打造出46家境内外上市公司，被誉为资本市场上异军突起的“晋江版块”，数度问鼎“中国资本市场第一县”。
大国改革任重道远，既需要顶层设计，更离不开基层实践。自从登上市场经济这个躲不开的擂台，晋江鞋企壮大、坚守、突围、倒下，一轮轮洗牌，一次次成长。这些活下来的晋江企业，眼界越来越宽，格局越来越大。“敢走夜路、善闯新路、变通出路”的晋江人，通过集群上路、品牌上市，闯出了一条依靠实体经济实现全面发展之路。
大小之变：上市不是终点
晋江真正意义上的运动鞋生产，是从1985年引进台湾运动鞋二手生产设备后开始的。
此前，晋江人主要生产投资少、门槛低的珠拖鞋、硫化鞋。真正带动当地鞋商集体起步的拳头产品，是市场需求巨大的“旅游鞋”。
晋江邦威体育用品发展公司创始人蔡金辇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回忆，20世纪80年代中期，家家户户都用缝纫机做鞋。他用母亲积攒下来准备给自己买婚床的钱，拉回一台缝纫机做鞋用。父亲黑脸，母亲担心，但都挡不住蔡家三兄弟摆脱贫困的决心。他们搞来香港的鞋样，哥仨琢磨半天谁都看不懂，只好去泉州请制革厂的师傅指导。
“家里只有一台缝纫机，放在过道上。我们用铅笔画样、剪刀剪样，每天能做十几双旅游鞋。第二天早上，我骑着自行车去石狮的市场卖。”三兄弟创业之初，蔡金辇就分工负责营销。
晋江早期制鞋小作坊的生产能力普遍低下。彼时，正在自家客厅办起家庭作坊的361°创始人丁建通，也是“一天只能生产5双鞋，后来才变成10双”。
记忆中，每次新鞋卖掉后，蔡金辇都会用赚的钱去买鞋材做下一批。赶上材料紧缺时，他们就去石狮想方设法搞点走私货救急。
创业第一年，蔡家三兄弟赚了两万块钱。当过多年村治保主任的父亲，被眼前的钞票晃得有点不知所措，连数了两遍都数不清。
如今，蔡氏兄弟的企业已有3条生产线。2017年，企业销售额六七千万元，上缴利税100余万元。对于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对收入确切数字的追问，他和诸多受访的晋江鞋商一样含糊其辞，对与利润有关的数字表现出生意人特有的敏感。
自1999年跟随丈夫从江西上饶来晋江打工的钟少华，经过9年的打拼终于自立门户，成了一家鞋材店的老板娘。当初做鞋材销售生意，租不起临街的档口，她和丈夫只租了间存放布料的库房。后来，旺季货源紧张，夫妇俩干脆“前店后厂”一条龙：买回三台纬编机、雇佣3个工人，自己办起了家庭生产作坊。
如今，钟少华夫妇的公司拥有200多台机器，雇了200多名工人，年销售额早已过亿元。
快人快语的钟少华没聊几句，就聊到了企业招工难、美元汇率波动等当年她根本不可能关心的问题，完全不像她自嘲的“江西农民工”。
像蔡金辇、钟少华这样的创业故事，在晋江4800多家鞋企中随处可见。这些穷则思变的普通农民，为了告别贫穷洗脚离田，懵懂而兴奋地扎进鞋业大军。除了浑身上下使不完的力气，他们只有一把剪刀、一台缝纫机，甚至营业执照也要等到创业多年之后才去办理。
实践表明，这些敢为人先的创业者是幸运的。他们同晋江鞋业和这座城市一同成长，并写下了一连串从小作坊到大公司的传奇故事。
2005年11月，鞋企鸿星尔克在新加坡主板成功上市。从当年“联户集资”创业的民间小资本，到上市融资吸聚社会大资本，这是晋江鞋业的一大步。从此，这些以草根创业为主的晋江鞋企如过江之鲫，掀起了一轮向资本市场进军的风潮。
此后的2007年，安踏在香港上市，上市当天收盘市值达到187亿港币。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当年，361°在香港上市，喜得龙在纳斯达克借壳上市。
……
上市，不仅可打通直接融资的渠道，带来充沛的资金，而且倒逼企业改善公司治理。这对家族色彩浓厚的晋江鞋企，无异于非同寻常的企业再造。
然而，上市成功并不是企业发展的终点。2017年，安踏体育市值为1048.32亿港元，稳居国内运动品牌第一。同年，晋江市人民法院发布公告称，因喜得龙公司管理人未能在延长的期限内提交重整计划草案，裁定终止喜得龙重整程序，宣告喜得龙破产。
8年之前，鞋企喜得龙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成为中国首家登陆美国资本市场的运动消费类品牌，风光无限。
今年4月份，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进入喜得龙厂区探访。52岁的王明堀正在厂区大门执勤，他为每月还能领一份稳定工资感到庆幸。王明堀告诉记者，现在只有三四名保安留守跑着一窝山羊的厂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在喜得龙办公楼一层大厅，墙上一个硕大的“囍”字格外醒目。一位参与破产清算的女律师向记者透露，原定去年年底召开第二次债权人大会，现在仍然在等法院的安排。
一名看守办公楼的保安说，“囍”字是老板孩子结婚时贴上去的。这名来自重庆的年轻保安说不清曾经的同事去了何处，也不知道自己要留守到何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