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样的品质和力量,支撑和充盈着一个普通伤残退伍军人精神世界?与冯登贵深入接触后,笔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从这位平凡而高尚的老人身上,笔者看到军人本色迸发的光辉,触摸到军人本色释放的力量,感受到军人本色坚守的意义。请关注今日《中国国防报》的报道——
年华虽逝,军人本色不改
——探寻伤残老兵冯登贵的精神世界
■潘正军 董 伟 孙 碧
他当兵第一年便在演练中受伤,辗转治疗一年有余后无奈离开部队。在他看来,自己虽吃了两年多军粮,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养伤,没有为部队作过什么贡献,退伍了就更不能给组织添麻烦。离开部队前,他拉着领导的手说:“首长放心,我有手有脚,虽然重活干不了,但田里丢下种子就能长庄稼,我一定能养活自己。”这位退伍老兵名叫冯登贵,返乡后在家务农,没向组织伸过一次手、提过一次要求。十几年前,冯登贵置办一辆三轮车,开始一件想了多年的“大事”——征兵宣传。自此,一辆挂着“征兵宣传车”横幅、车顶架着小喇叭、播放着征兵政策的三轮车,在小城一转就是十几年。“退伍回乡后,我遇到很多难事,不想麻烦组织,但组织没有忘记我。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摘掉贫困帽,过上好日子,我也要尽自己所能,干些事情,回报党和政府。”聆听冯登贵的肺腑之言,让我们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感悟一个老兵的精神高度。
——编 者
日前,一段有关冯登贵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里,他骑着三轮车,车顶喇叭循环播放着今年的征兵政策,他还不时大声说:“大人小孩都来听一听,今年的征兵报名开始了……”冯登贵是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古城镇油河村一名伤残退伍军人,十几年如一日,他一直义务宣传征兵政策。
冯登贵给适龄青年讲征兵政策,身后便是他那辆“征兵宣传车”。
“我自己费点油钱和力气,说两句话不费啥事,既是帮国家的忙,也是帮年轻人的忙”
笔者是在油河村村部见到冯登贵的。老人1973年2月退伍返乡务农,今年67岁。他的指关节因类风湿病而严重变形,双腿丧失行走能力,靠双拐支撑。冯登贵的生活不便,但这些不如意没有压垮他,相反老人很开朗、健谈。
冯登贵义务宣传征兵政策已有十几年。他的想法很朴素,保家卫国年年都需要年轻人入伍服役,不能断档、缺人。另外,作为老兵,冯登贵认为部队是所大学校,年轻人到部队能受到很好的锻炼。冯登贵说:“当兵是件好事。这几年政策越来越好,许多人对此却不了解,也不知道怎么报名、啥时报名。我自己费点油钱和力气,说两句话不费啥事,既是帮国家的忙,也是帮年轻人的忙。”
哪儿人多,冯登贵的宣传车就往哪儿开。村庄路口、集镇闹市、乡亲家里,到处都是他宣讲国防知识和征兵政策的“阵地”。60多公里外的亳州市区冯登贵也经常去,他对那里的街道名称都格外熟悉。为了征兵宣传,冯登贵还开着三轮车去过更远的地方——毗邻亳州的徐州、商丘、阜阳等地。
除了广泛宣传,冯登贵也会一对一做工作。听说同村一名叫张跃洋的高中生参军意愿强烈,就马上带着笔者赶往张跃洋家。张跃洋今年17岁,正在读高二。冯登贵对照征兵政策宣传单,建议张跃洋高中毕业后再报名参军,这样既更加符合征兵政策,还有利于他在部队的发展。最终,张跃洋一家接受冯登贵的建议,并感激地把冯登贵送到门口。见路面坑洼,三轮车动不了,张跃洋的母亲上前帮冯登贵使劲推了一把。
冯登贵来到乡亲家,进行一对一征兵宣传。
冯登贵常年还义务宣传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法规,如扶贫政策、交通法规、秸秆禁烧规定等。冯登贵边学习边宣传,把自己消化理解后的政策内容告诉乡亲。
古城镇党委书记陈永强告诉笔者:“这位老同志不仅是义务宣传员,还是严格的监督员。”冯登贵手机里存着不少区领导、镇领导的电话号码,见到党的政策在基层落实走样或不到位,他就打电话、发微信告诉有关负责人,直至整改到位。一次,冯登贵发现村头冷冻厂违规焚烧,就打电话告诉陈永强,陈永强让城管等部门去处理。几天后,冯登贵杀个回马枪,发现冷冻厂还在违规焚烧,便继续向陈永强反映情况。一来二去,冷冻厂再也没有这样做了。
冯登贵宣传车喇叭的内存卡里,储存着各类音频宣传资料。“这个内存卡容易坏,我每年都要到市里批发,坏了就及时换,这样大家能听得清楚点。”冯登贵告诉笔者,以前为国家作贡献少,现在身子不灵便,人也老了,但嘴还能动,能多做一点是一点。
“我有手有脚,虽然重活干不了,但田里丢下种子就能长庄稼,我一定能养活自己”
1971年,冯登贵应征入伍,成为炮兵装填手。说起自己操作过的某型榴弹炮,冯登贵至今都准确记得型号、口径、初速、射程等射击诸元。年轻的冯登贵准备在训练场上大展拳脚,一场意外却不期而至。当年冬,部队组织演习,冯登贵所在团的阵地夜间遭“敌”袭击,被迫携带轻武器转移,刚到坑道休息,又遭小股“敌人”袭扰。不得已,官兵只能分散隐蔽。
“当天天气很不好,一开始是雨夹雪,后来下起小冰雹,山上很滑。”冯登贵回忆,他扛着轻机枪,不小心滑倒,滚下陡峭的山坡,腰椎第三骨节和腿部都受了重伤,在医院辗转治疗一年多。
经过治疗,冯登贵可以下地走路,就力所能及地帮医院修理门窗桌椅,打扫病区卫生。有一次,他还冒险爬上梯子,把篮球架重新漆了一遍。医院以“闲不住的人”为题,在黑板报上表扬了他。冯登贵却悄悄擦掉有关自己的内容:“我不用表扬,该表扬的是我在训练场上的战友。”
上不了训练场,对军人来说是残酷的,冯登贵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军营。当时,团卫生队军医依据伤情,认为冯登贵至少能评为“三等甲”伤残,但冯登贵却放弃评残申请。“当时觉得,自己当了两年多兵,本来是要保家卫国的,大部分时间却在医院养伤,贡献不多,因此绝不能再给国家增加负担。”冯登贵说。
没留下一张军装照是冯登贵的遗憾,所以他格外珍惜这张登记表。
临退伍前,副团长因为担心冯登贵将来的生活,专门找他谈话,希望他不要放弃评残。冯登贵却说:“首长放心,我有手有脚,虽然重活干不了,但田里丢下种子就能长庄稼,我一定能养活自己。”就这样,冯登贵带着60元退伍费、100元医疗补助费(当时医疗补助的最高等级)和一张带病返乡证明回到家乡。
因为腿吃不了劲,走路不方便,生产队安排冯登贵负责五、六亩水稻田的灌溉、锄草,拉水车的小毛驴成了他的新伙伴。“我管理水稻田,没误过一次事,生产队领导和乡亲也很肯定我,我挣工分养活自己,没给部队丢脸。”冯登贵一脸自豪。更令他自豪的是,当时在公社工作的岳父独具慧眼,相中冯登贵,把女儿许配给他。冯登贵1978年结婚,育有二子。
土地承包到户后,冯登贵分了4亩地,他用2亩种粮食,另外2亩种菜,虽然没有太多余钱,但一家4口也其乐融融。现在,靠两个儿子外出打工挣钱,一家人住进刚刚建起的二层小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