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量。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两条路线首次公开交火。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方针。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北上这一新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则支持李德的观点，两条路线的阵营初见分晓。可以说，通道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预演，也是双方思想和智慧的较量。结果，毛泽东所代表的路线初战告捷，否定了李德、博古北上湘西的意见，这就更加鼓舞了毛、张、王的斗志和信心。当时争论的问题只限于行动方向，还没有提出五次反“围剿”的错误问题。由于战事紧急，只能先征战转移，其他问题只得“且听下回分解”了。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贵州的黎平召开，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旧调重谈”，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的根据地。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双方争论很激烈。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阐明利害。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它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区”。这次较量，李德、博古又失败了。至此，双方战成“2∶0”。这成了遵义会议的进一步演习，也是未来会议成功的好兆头。
经过这两次围绕行军方向的公开争论，双方都明白，一场内容更丰富、形式更激烈的斗争的展开，只是时间问题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方乘胜跟进，强烈要求黎平会议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根据中央领导人内部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遵义会议是拟议中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一个月就决定要召开，并非红军攻占遵义后的临时安排。当然，事先并未决定、也不知道这次会议叫作“遵义会议”。
根据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中革军委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具体规定了中央红军的行动计划。这时，中央“三人团”的军事指挥实际上已很难起作用了。但从组织上说，它依然是中央的最高指挥机构，不能等闲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