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乾坤的遵义会议
鉴于各种争论，黎平政治局会议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1935年1月2日至6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7日智取黔北重镇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洛甫）、陈云、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中央队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李德和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做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自四中全会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强大，白区和各根据地工作配合不够，中央苏区的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否认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有错误。接着，周恩来做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史称副报告。周恩来比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情况，实事求是地谈到此次反“围剿”中红军在战略战术诸方面存在的问题，主动承担了个人在指挥战争中应负的责任，他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随后，张闻天根据会前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做批判“左”倾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
三个报告之后，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首先表态不同意博古的报告，认为博古强调客观原因过多，而忽略甚至回避在主观方面的失误。他归纳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具体分析了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时，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而在敌人第五次进攻中红军为什么失败的原因，运用事实驳斥了博古所讲的客观原因；他就具体的战术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对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战、游击战、战争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保持有生力量和保卫苏区领土的关系、战略转移与实行突围的问题等，都做了深刻的论述。
紧接着王稼祥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周恩来在发言中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陈云、彭德怀等也发了言，“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只有凯丰替博古辩护，“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
会议最后做出下列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还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后来，中共政治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继续北上，最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会后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会议精神写成的会议决议，明确指出李德和博古执行了“左”倾军事路线，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大损失“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并决定“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这样，取消了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