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遵义会议与毛周达成默契
迪克·威尔逊在他的《周恩来传》中，关于遵义会议有这样一段话：“许多历史学家得出结论，‘毛周之间在遵义达成默契是很有可能的’。有一位历史学家甚至提出，遵义会议的全部成果可能就是在红军开始长征前，周毛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李德的评论是，‘不出所料，周恩来大获全胜，走到了毛的一边’。”[21]116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论述不多见。考察毛泽东、周恩来五次反‘围剿’以来，逐步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如下情况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1934年4月下旬，“经过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这是他被冷遇三个月后才得到的一次工作机会”[22]324。其后毛泽东同南线的刘晓、何长工等同志利用陈济棠的粤军同蒋介石存在矛盾的情况，摆正“打”与“和”的关系，为南线御敌争得了主动权。此时的毛周都受到博古、李德的排挤。周恩来与李德关于打破敌人的“围剿”经常发生争论。6月2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情况，建议红七军团可不南调，周恩来接受了毛的建议[22]326。在同受排挤的情况下，毛周的协调却得到了加强。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9月20日毛泽东急电报告周恩来，“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22]329。10月初，何长工与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同陈济棠部进行三天谈判，达成“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相互借路”等协议，为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开辟了道路[22]326。10月10日中共中央撤离瑞金，从于都突围，开始长征。刘英的回忆说，毛主席9月份来于都，有“特别任务”，红军于都突围，“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22]331-332。
博古、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后，毛、周相继遭排挤，处境相似。1934年1月4日周恩来奉调回瑞金，2月3日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以后，他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23]336。1934年4月中旬，博古、李德调集红军主力坚守广昌，组织野战司令部，周恩来被放在远离前线的瑞金留守。据曾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是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的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23]338。在战略战术上主张发扬第四次反“围剿”的经验，这与毛泽东一贯的军事思想比较一致。广昌战役期间，周恩来派程子华到鄂豫皖去，临行前谈话中关于根据地建设和战略战术问题，强调了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程子华回忆说：“周副主席谈到这个问题时，是从毛主席关于根据地的基本条件的规定出发的。”[23]339这就是在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期间，周恩来与李德闹翻，以致猴场会议周恩来下决心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的背景。“那么靠谁来收拾残局呢，周恩来思来想去，也只有毛泽东了”[5]47，高氏以灰色眼光看毛周关系，但他看到了遵义会议前夕毛周已趋于一致，这却是合乎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