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遵义会议重大意义的理解
（一）遵义会议与第一代领导集体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一次讲话中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16]邓小平指出：“遵义会议之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7]309，又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集体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17]298
张闻天指出：“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12]79-80遵义会议后一天，1935年1月18日政治局常委分工首先做出了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决定。1935年2月5日，在“鸡鸣三省”（云南扎西）的一个村子里，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其后，党中央经历了由洛—周—毛到洛—毛—周的一段微妙的过渡期。起初，洛甫“负总责”，周恩来是军事上的最高“负责者”，毛泽东是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接着张国焘闹分裂，想当军委主席，“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张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样安排好，表示赞同”[18]。其后周恩来病倒不能视事，1935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毛取代周分工军事工作。1935年11月3日下寺湾会议，毛泽东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至此，毛成为我党军事指挥上的一把手，洛—周—毛格局转变为洛—毛—周格局。1938年9月—11月，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只在形式上当主席”，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离开中央领导岗位。1943年3月20日毛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和秘书处主席，至此，毛泽东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这标志第一代领导集体进入成熟期。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才真正形成，第一代领导集体得到了全党组织上、思想上的确认。
回顾这一段领导格局转换的过程，笔者认为有两点必须明确：第一，毛泽东领袖地位、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核心的地位的确立，不仅与张闻天甘当“配角”，而且与周恩来的主动“让贤”直接相关；第二，不论是“洛—周—毛”还是“洛—毛—周”格局，真正的领导核心是毛泽东，这就是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上所讲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根据，这就是我们同《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先生的分歧所在。高先生认为“长期以来，毛、周关系中被弄得最为混乱不清的就是遵义会议后这一段”，并对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提出质疑，认为“缺少正式组织决定上的依据”[5]53。高不是不懂得，而是故意疏忽了党的领袖是在斗争中形成的，党的领导核心不是靠组织决定确立的。王明就曾抱着这样的观点，但他终究成不了“核心”。六届六中全会前后，随着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要王明“不要竞争了吧”[19]136-137，其后王明的态度有所改变。1940年5月30日王明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话，称赞毛泽东是“全党团结的核心”，“是公认的领袖”[19]137。当时形式上的一把手仍然是张闻天，毛并没有“正式组织决定上的依据”，类似这种情况在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曾再次出现过。连王明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党领导核心；而且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核心”说最早竞出自王明之口，岂不更令人深思！
需要指出，把遵义会议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其核心的最初格局概括为“洛毛合作格局”[20]120，这样的概括显然不全面。因为在那微妙的过渡阶段，周恩来的特定地位和作用，不能简单地被排除在外。另外，就是前文所说的洛—周—毛到洛—毛—周，也仅仅是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过程中，处于过渡阶段的领导班子的格局。过渡阶段的领导班子与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成熟性。邓小平论述第一代领导集体，再三强调“成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过渡性就是不成熟性。邓小平讲第一代领导集体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是对张闻天作为过渡性领袖地位的肯定。但成熟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从毛刘周朱开始，而不是从毛张合作开始。对张闻天，应该给以较高的历史地位，但也要注意适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