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关键性作用
周恩来不仅为会议创造条件、提供组织保证，以及为会议的筹备、安排、组织领导，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而且就会议本身、会议进程，周恩来也起到了重要影响，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在会上作自我批评，起了特殊的作用”。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在博古的主报告后做了副报告，从主观上作了检讨。为准备这一报告，周恩来作了“严肃而认真的准备”，“会前，博古、周恩来同志都从作战科要了一些敌我双方的资料与统计数字”[14]。周恩来认真分析研究，从中总结出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军事指挥上，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所犯的错误和得失。他的发言有三个特殊作用：一是给后来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军事指挥的失误）以有力的支持。周恩来是“三人团”成员，周自己承认失误，使不愿承认失误的博古、李德陷入被动，进一步促成了“三人团”的解体。李德是“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的”[12]42。他后来回忆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地倒向了毛泽东。”[7]132周恩来的主动认错，对博古也产生了影响，虽然他最终仍持保留意见，但也不得不承认在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上的错误。二是周的自我批评，现身说法，有说服力，有利于争取大多数，他的谦虚诚恳与博古、李德的不肯认错形成鲜明对照，促人警醒。他的自我批评起到了从决策层、领导层内部的角度进行批评的作用，比毛泽东等人从反对者的角度所进行的批评更容易为与会者所接受。三是他的自我批评，为随后他提出撤销自己的领导职务、举荐毛泽东作了铺垫。
其二，高风亮节，促成了会议统一意见的形成。遵义会议上，中共高层领导人形成三方面的意见分歧。一是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为代表的批评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路线的“批评派”，主张撤换“三人团”的军事领导；二是以博古、李德、凯丰等人为代表的“维护派”对他们在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或拒不承认，或者避重就轻；三是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云、聂荣臻等人为代表的“中间派”，他们支持毛泽东等人对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领导失误的批评，同时也认为湘江战役以来，周恩来主持军务，采纳毛泽东的建议，经过“通道改向”、“黎平转兵”，实现了红军战略转变，已经由被动争得了主动，因此他们赞成“在排除了博古、李德的领导之后”，“更愿意由待人谦和、容易相处的周氏出来主持军中大计，同时借重毛的军事才能，就像宁都会议前军中的领导格局一样”。“最后，还是周恩来打破了会上的僵局，主动请求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由他首先提出，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周的高姿态，使博古、李德陷入孤立，“促使会议形成了最后的决议”。周的自我批评和主动让贤，赢得了全会的理解和信任，这就是决议最后确定他作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也是常委分工毛泽东作为周的“帮助者”的原因所在[5]51-52。
其三，推举毛泽东，为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起了关键性作用。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推举毛泽东，不仅在遵义会议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促使会议形成统一的意见，而且更重要的是，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张闻天都自觉地将自己置于“配角”的位置上，为实际上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杨尚昆指出：“恩来同志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声望，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具有革命胆略和卓越军事才能的毛泽东同志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5]
另外，周恩来在保证遵义会议所确定的历史任务的完成，最终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上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方面的内容，下文再作论述。
总之，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近十多年来，已经为广大研究者所重视，并已形成共识。正如黄少群在评述周恩来在红军长征中特殊贡献时所指出的那样：“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这个历史性作用是无人可以比拟的。”[1]134-135关于这一点，应该说是有权威依据的，陈云手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12]42在这里，特别地突出了周恩来。应该说，这是对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特殊地位和发挥“无人可比”的重大作用的最权威的肯定。这份文献的权威性在于：第一，出自权威的时间：遵义会议后不久1935年2月—3月间，红军由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第二，撰写人的权威性，陈云是遵义会议的与会者，是代表党中央撰写的；第三，发出单位的权威性，“传达提纲”是党中央宣传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文件，不同于一般与会者的回忆录。周恩来关于遵义会议的重大贡献，早已为这份最权威的文献所确定，是任何人也淡化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