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恩来是遵义会议最关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前文所引毛泽东回忆遵义会议的那段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每天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后来形势更糟了，他们那一套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可以扩大一下，扩大到军团一级……他们也同意了，这个会就是遵义会议。”[8]126这里的“他们也同意了”，主要是周恩来同意了。正如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同夫人贺子珍说的那样，“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10]195。这是因为周恩来不仅是政治局常委，在党内位居博古之后，与洛甫相当。但周恩来还是最高“三人团”成员，而且湘江战役后，实际上担负了红军行动的指挥责任。事实上也是周恩来为遵义会议做了许多具体的准备。1935年1月9日红军进入遵义城，周恩来即布置参谋人员准备会场，对一、五、九军团的行动和会议期间的任务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包括对各军团的指挥问题作了部署，这有1月10日和1月13日两天军委的电文为证。周恩来还亲自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参加会议。这份电报不仅是后来研究者们判断遵义会议召开的准确时间的最好证据，也是周恩来作为会议最主要的筹备者、关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有力证据。毛泽东看到了把会议成员扩大到军团一级是解决当时中央领导层军事分歧的关键举措，当时的周恩来也完全明白扩大到军团一级意味着什么。贺子珍的回忆中说，毛泽东建议中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这一资料不仅证明周在黎平会议上的关键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毛、周在遵义会议前夕已经达成“默契”。周恩来甚至在黎平会议期间对李德拍桌子，并做出了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这不是偶然的。为了保证军团负责人与会，使这一关键性举措不致落空，周恩来极其慎重，亲自打电报通知军团负责人与会。关于周恩来的这一重大的关键性作用，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对红一师的师长李聚奎曾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13]出席遵义会议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12]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