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当然洞悉毛泽东的意图，但在湘江战役前，周恩来尚未与“左”的路线做出决裂的决断，所以周一方面保持与毛的接触，一方面也不支持毛关于改变军事领导的动议。这就是毛泽东在回忆中所说的“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我这一边，我一个，稼祥一个，洛甫一个。他们那一边，博古一个，李德一个，××（朱德），×××（周恩来）一个。老是这样，三对四，解决不了问题”[8]126。尼克松描述周恩来成熟稳健的政治斗争策略时说：“他会暂时不出头露面，等到联合陷入僵局，他的支持就成了关键。”[9]湘江战役后，周恩来认识到“眼下事关几万红军的生死存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任由他们一意孤行了”，从此改变了此前虽常与李德争论，但“看在他是共产国际顾问的面子上，往往最后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听由李德拿主意”的一贯态度，这就是周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所说的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此后与李德也逐渐疏远了的实质内容。
湘江战役的惨败，促使周恩来与“左”的军事路线决裂，最高“三人团”瓦解。当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别无选择了”，于是他“作出了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5]50。这一决定是从通道会议前夕开始的。贺子珍回忆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他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10]194的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周不顾李德的责难，坚持召开通道会议，讨论毛的意见。这使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以来第一次在重大军事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会议通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贵州。这就是“通道改向”。刘伯承后来回忆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11]“而如果没有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就不可能有通道会议的召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不可能被采纳”[2]。
周恩来主持的黎平会议做出了比通道会议更为重大的关键性决定：再次否定博古、李德折入黔东的意见，支持毛泽东西渡乌江，突入川黔边的主张，并正式否定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苏区的原计划。这就是“黎平转兵”。黎平转兵标志着红军开始从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黎平会议同时还决定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清算“左”的军事路线的错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接着，1935年1月1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采取组织措施排除李德对中央重大军事指挥的干扰，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周恩来后来回忆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12]66周恩来在红军与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尤其是黎平会议，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这一决定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至深至巨”[5]50-51，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聂荣臻指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3]237，“而在这个关键会议上起关键作用的，正是周恩来”。“这个评论是适当的”[1]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