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红军最大败仗：朱德亲自上一线

四、战略后果：中央红军转渡金沙江

显而易见，中央红军土城战役受挫，其原因不在战略指挥层面，而是战役战术层次出了问题。

土城战役红军受挫的第一个直接原因是敌情判断有误，原认为进兵土城的郭勋祺部只有2旅4团几千人，不难歼灭，实则有4旅8团近2万人。

另一个直接原因是以王家烈所部贵州“双枪兵”的标准定位川军战斗力，对川军的战斗力及其“保川”意志明显低估。实际上，川军内部长期混战，又屡与红四方面军交战，其战术意识远高于黔军。川军装备不但好于黔军、红军，甚至不次于蒋系“中央军”。如川军使用的美式轻机枪性能就优于“中央军”。同时，尽管四川军阀内部矛盾重重，但在阻遏红军入川问题上却惊人地一致。刘湘为阻遏红军渡江入川，一方面改变多年抵制“中央系”入川的政策，允蒋系人马入川，并以最快的速度向川南地区紧急调集10多个旅的生力军，组建南路司令部，以对抗红军。刘湘还明确提出对中央红军要采取攻势，阻其渡江，把对中央红军的“战争推到省外打”。

此外，一个更重要的直接原因是红军脱离根据地作战，长途行军作战数月，已极度疲劳，体力严重透支，尤其弹药奇缺，伤员难以安置，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对此，彭德怀回忆说，由于没有根据地支持，“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掉队”。红军一向善于以少胜多。如果中央红军的战斗力还保持在五次反“围剿”时期、甚至保持在湘江之战时期的状态，没有理由认为在土城战役初期川军孤军作战、战场态势有利于红军的情况下，红军不能全歼郭勋祺部（即使敌军数量比早期判断多一倍），从而取得土城战役的胜利。

土城战役失利引起了极严重的战略后果。此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在数十万敌军中自由机动，并取得了若干战役战术成果，如二渡赤水时重取娄山关、再占遵义，歼敌2个师，等等。但是，红军始终未能调动敌军，摆脱战略被动，再度造成直接渡江入川的态势。蒋介石在令黔军王家烈部、“中央军”薛岳部战场机动，死缠中央红军的同时，严令湘军死守湘黔边以及令川军死守长江沿线，严防中央红军北渡长江或东去湘西。

此后，中央红军不得不完全放弃从川黔边渡江入川的计划，四渡赤水后由南转西，再寻路由金沙江渡江入川。虽然遵义会议确立的军事行动计划第四条规定：若“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可“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但是，这种战略选择毕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现代国际关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