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从劳动投入看，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专家预测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资本投入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过去我国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也难以大幅提高。
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更何况，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总量和基数变大，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所以维持“永动机”式的长期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去年我国GDP增速虽然只有7.7%，但GDP增量已相当于1994年全年GDP总量，也超过名列世界第17位的土耳其的GDP总量。
说清了潜在增长率，也就明白了新常态因何而生—
从速度层面看，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必然会换挡回落。
从结构层面看，随着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耗费资本、土地等要素较多、能耗较高、污染较大的一二产业比重将下降，较少依赖资本、土地等要素、消耗较低的服务业将驶入发展快车道，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
由于劳动力、资源等制造业成本上涨，出口竞争力将减弱，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储蓄率降低，投资能力也将降低，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社会保障完善，消费需求将持续较快增长，从而带来需求结构的优化。
“当东部土地稀缺、劳动力匮乏后，相关产业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区域结构”，范剑平说。而城镇化提速、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优化城乡结构。
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越来越成为“稀缺品”，而在服务业占主导的经济结构中，人力资源更为重要，这些因素都将推动劳动工资提高、收入分配结构优化。
从动力层面看，过去，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成为驱动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快速运转的重要动力，时至今日，这些要素价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
从风险层面看，风险显性化并非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原来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风险开始暴露出来。
比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会削弱人们的投资信心，过去积累的楼市泡沫和风险就凸显了出来；在楼市下行预期下房地产企业会暂停购买新的土地，导致以土地财政为重要来源的地方财力紧张，地方债风险就会显现；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银行的相关贷款就会埋下金融风险的隐患。
新常态，新风景
新常态有利于就业充分、收入均衡、社保完善、增长平稳、物价稳定、质量提升
“我就想知道新常态后，咱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咋样，能不能比以前更舒坦？”，上海退休职工张文进坦言。
可以让张文进欣慰的是，新常态将有利于民生改善：
—就业将更充分。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高于制造业，2012年，第二产业每亿元GDP吸纳就业980人左右，而第三产业可达1200人。新常态下，服务业占比上升、GDP总量增加，就业状况也将明显改善。
—收入将更均衡。就业充分，劳动者收入提升也就有了保障。另一方面，新常态下，要扩大消费就应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低收入者收入，收入分配将渐趋合理。
—社保将更完善。新常态下，要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就应精心编织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