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历史重要转折时期的重要会议，往往会对历史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便是这样一个重要会议。它的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实践相结合，在有关党的建设的三个重大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入研究“古田会议”对党和人民军队建设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在一切农民国家，如果没有农民合唱队，无产阶级革命的独唱将变成挽歌。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最主要的就是对农民的领导。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农民问题的这些论述，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建立坚固的工农联盟的思想，在中国革命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中国有着独特的国情，不但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而且当时产业工人的数量很少，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这既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俄国。在中国，农民问题把国情中的诸多要素联系了起来。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来说，认识国情的核心主要是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阶级关系，特别是认识农民问题。毛泽东同志等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前虽然就意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把农民问题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但总体上仍局限于把农民当作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被迫由城市转入农村，但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仍然坚持“左”的“城市中心论”和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主力军的思想。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始探索与俄国十月革命截然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逐步确立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古田会议”的主旨，并体现在《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第一，明确指出“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这就表明，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和根本标志是领导农民的问题。《决议》同时指出，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存在的意义，“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这些重要论断，对于纠正当时在党的主要领导中存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漠视农民革命积极性的错误倾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二，在肯定工农联盟的政治必然性、必要性和现实性的基础上，《决议》明确指出今后我们党要“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并“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这种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党领导的农民为主力军的“工农武装割据”，是中国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最高形式。第三，正确认识和对待游民问题。游民来源于破产农民和没落手工业者。《决议》毫不隐讳地指出：“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对于这一革命性与破坏性并存的游民无产者阶层，党的六大通过的决议案夸大其破坏性，认为他们仅在武装起义之前可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客观地看待游民问题，在分析红军中游民成分的存在所产生的流寇思想时，不是把着眼点放在清除红军中的游民成分，而是把肃清流寇思想、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作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此后，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农民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