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我在红八军第二师当师委秘书。一天，师政治委员彭雪枫同志叫我去谈话，派我到六团一连去当政治委员。他和蔼地对我说：“原来的连政治委员李国柱同志在军队中工作的历史比你长，能力也比你强，就是好打人，把官兵关系搞得很坏，因此，决定调他到政治部来。你去，要以身作则，不要打人。要好好工作，逐渐改变这种情况。”同时，他又把打人的害处和搞好官兵关系的办法，详细地作了一番指示。
我在未到职之前，设法从各方面打听该连的情况，了解到一连打人的现象的确是很严重的，正副排长以下全连官兵，没有被李国柱同志打过的寥寥无几；连长何忠同志是在旧军队中干过多年的老行伍，也经常打人整人，而且还有许多怪论调和怪办法；少数排长、班长也是从旧军队中过来的，他们的军阀主义思想和习气都很严重，在连长、政委不良影响之下，也经常互相打架的痛打士兵。
到职那一天，经过团部到连上（那时还没有营的建制）是下午三四点钟。李国柱同志和我办完了交接手续之后就走了，我看何连长，有三十岁左右，身体挺结实，嘴巴宽大，说起话来像打机关枪一样，他要是眉毛一竖，眼睛一挤，嘴角一拉，脸上满是横道道，显得有些兵油子的味道。当时我心里有些发愁，恐怕和他在一起工作会搞不好，但是想到有人对我讲过，何连长是共产党员，对党还有一定的认识，对政治委员也很尊重，在作战方面、工作方面是负责的，由此，内心又宽朗了一些；同时又想到既然党交给了任务，就是有再大的困难也要想办法克服，一定要按照师政治委员的指示去做。
那天，我们全连住在江西宁都、兴国地区某地的一个大祠堂里。天黑之后，我顺着廊檐走过去，想看看各班在屋里面做什么。刚走到头一个班的门外，就从门格子中看见：桌上放着一盏小油灯，全班围在一起烤火。正在轻声议论。有人很高兴地说：“好啦！‘李铁匠’调走了……”有的人甚至气愤地说：“走了就便宜了他，要不，打仗的时候老子整他！”接着就有人反驳说：“那怎么行！不成了反动派啦！”有人唉声叹气地说：“有什么办法，当兵的挨打还不是白挨！”有人抱着怀疑又是希望的心情说：“新来的还不知道怎样呢！……”
这一意外发现，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索性一个班一个班去听一下。结果好象统一出了题目开讨论会似的，竟不约而同都在议论这件事，他们的不满和希望都是一致的。
我是一个从地方工作转入军队不久的人，年轻幼稚，对旧军队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对革命军队的情形也知道得不多，只知道要革命。至于如何做革命工作，很多问题都莫名其妙。当干部带部队是初次尝试，当然更摸不到底细。但一个热情的青年毕竟具有一定的对于新事物的敏感性。当我听了这些议论之后，就引起了一系列的思想活动。想到入伍之初，在总政治部政治训练队学习时，曾学习过古田会议决议，它尖锐地指出了革命军队与旧军队的明显区别，明确地规定了建设革命军队的基本方针与具体措施；又想到师政治委员一再谆谆告诫我不要打人的深刻意义；还回忆到入伍前当学徒时挨师傅鞭笞的痛苦；更想到一个辛辛勤勤地革命干部——李国柱同志，竟被起了外号叫做“铁匠”！大家都愿意他走开，甚至有人希望他死掉。这一切都深刻地感动和教育了我，于是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能动手打人。
在当时，由于红军建立还不久，旧军队里带来的坏东西还很多，打骂下级和士兵的现象习以为常，甚至被认为合法。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通过了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照此做了。
几天之后，接到上级发来的一个文件，这就是禁止打人、废除肉刑的命令。连长和我正在吃饭，他一看，立刻大发脾气，把命令往桌子上一拍，红头涨脸地大叫道：“打人的权力也没有了！我当连长还当个球！老子不干了！”当时我看情况不妙，但又不想正面和他争吵，只好忍耐下去。到了晚上，我们坐在一起乱扯谈。我才把那晚从各班听来的反映给他讲了，并且谈了些自己的见解。当时我虽然讲不出多少大道理，但无产阶级都是兄弟、官兵伕一律平等，共产党员要执行党的决议，下级应该服从上级的命令，这一套公认的道理，他也无法反驳，更不敢吵闹，只是把一套谬论搬出来搪塞：什么“打坏人不打好人”啦，“毛驴三天不打就上灰尘”啦，还说“打人不光是我们一连才有，看你不打人能管得了部队吗？”等等。总之，不愿意承认错误。
我原来是师委秘书，因此也被选为师委委员。师委开会时，我就汇报了那天发生的情况。那时党委开会都有决议，会后发给各支部讨论。何连长是党员，他一看到决议上写着：“……唐亮同志汇报一连连长何忠同志……决议由彭雪枫同志和他个别谈话一次，根据其接受程度再决定处理……”真是着慌了，因为他究竟还是个本质上并不太坏的共产党员，只是旧军队习气和个人英雄主义浓厚，好义气用事，现在问题闹大了，竟要师党委书记亲自来谈话，便自感理亏而后悔起来。他尤其怕彭雪枫同志那种追根到底的严肃精神，接二连三地问为什么，会驳得对方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于是他慌忙找我说：“政治委员，你赶快告诉师政委不要找我谈话了，我愿意承认错误，接受批评，保证今后不再打人！”
不久，彭雪枫同志就来找他了。我们连部的屋子四周都是水稻田，路上的行人老远就能看见。何连长一看见师政委来了，立刻从后门溜跑。就这样，接连两次都没有谈成。第三次，彭雪枫同志从屋后绕道进来，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一下真把他窘住了。其实，师委听我说他已悔悟，并且行动上也已有了转变，并不准备严格批评他。彭雪枫同志和他谈话时，还鼓励了他一番，希望他彻底改正。
这时期，古田会议的决议在各部队逐渐贯彻，反对打人、废除肉刑的空气逐渐高涨。我们连里，连长不打人了，我除了自己不打人外，对那些爱打人的干部进行了许多说服工作，同时团结了连上的积极分子，首先把工作做好，自觉地遵守纪律，这样也给那些爱打人的干部，减少了打人的借口。最根本的，是古田会议决议提高了全连官兵的觉悟程度。这样，在两个月后，就完全消灭了打人现象，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
从此，官兵关系更加融洽，逃亡现象随之减少，在完成战斗、扩军、筹款、做群众工作等任务中，成绩都较显著，常受上级表扬。这样，就用事实证明了，不打人能管好部队，不打人更能做好工作。
（原载《星火燎原》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