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左）和队友徒步松潘草地时腿疾发作，不得不拄着拐杖走完全程。
追 寻
我被牵引着行走，12次踏遍长征路
后来，我成了一名历史教师，也对长征一往情深。
长征路，对我有一种深邃的吸引。孩提梦想中年稠，当我被它牵引着行走，去寻访历史、记录历史，感到那样有意义！
2004年暑假，我怀揣着父亲的照片，背起行囊起程。13年来，我与队友12次重走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等走过的各条长征路。无论遭遇烈日雷雨还是泥石流塌方、高原反应还是腿疾折磨，我都没有停下踏遍长征路的脚步。我用磨肤炼骨，去感同身受红军的艰难。
脚步在震撼和感动中前行。
沿途，我们看到数不清的红军墓，在路边、在山腰、在山顶。每到一处，我们都深情祭奠。我们曾以三花酒挽清冽的湘江水，祭奠长眠在桂北湘江东岸的红军；我们曾爬上海拔4392米的雅克夏雪山垭口，凭吊牺牲在长征路“最高处”的红军；我们曾来到倒下过一万多名红军的松潘草地鞠躬跪拜，彼时晴朗的天空忽降大雨，分不清脸上是泪水还是雨水……
我还在茫茫人海中，寻访到父亲口中的“好汉”红军250多位，其中开国将军28位、女红军41位。心中充满亲切、崇敬和感动地走近他们，我一张口喊出来的就是“红军爸爸”“红军妈妈”。他们的平均年龄90多岁，记忆中都刻有一个难以磨灭的词汇——长征。
张力雄将军提起三过草地，细节都记得十分清晰。我也向他汇报徒步穿越草地的所见所闻，献上松潘草原乡亲送的哈达。他感慨地说：“长征能取得胜利，和沿途人民群众的支持分不开。”
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历经磨难，信念不改。她从日出讲到日落，时而语气平静，时而泣不成声。“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我至今记得她那句荡气回肠的誓言。
钟明，曾在子弹穿头、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过脑部手术。临别时他含泪嘱咐：“你要给我来信啊！”为了这句话，有了我和学生与他10年的鸿雁传书。
“我要把他们的故事传颂。”踏访这些老红军的经历，让我从感动中生出冲动——我愿接过红军手中的钢枪，铸成和平年代的话筒，像父亲一样，讲述所有血洒征途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