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水千山“党证”情
■方槐
前不久，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到医院看我，闲聊中，他问我：“您一辈子干革命，最看重的是什么？”我拿出随身带着的老党证给他看。这本1933年由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签发的党证，曾伴随我经历过无数次战斗，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一直珍藏至今。在我看来，党就是我心中的太阳，有她在，我就有前进的方向。
我出生于穷苦家庭，小时候看到父亲参加农民协会闹革命，我很向往。1931年，不满14岁的我得知红军正在招兵，兴冲冲去报名。接兵的同志看我还没步枪高，劝我长大一些再去。1932年，我的家乡再次“扩红”（扩充招募红军），我终于如愿以偿。入伍1年，我就光荣地入了党，拥有了这张神圣的党证。
长征中，部队多次历险，但党证我一直贴身保管着。我的想法很简单：“党证比生命还贵重，什么都可以丢，它不能丢。”
1937年底，我被组织选派赴新疆学习航空技术。当时我在政治部做青年工作，战友陈鹤桥是政治部的文印科长。工作中，我们结下深厚的友谊。那天，我和陈鹤桥在延安宝塔山下的延水河畔道别。他拿出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元，让我留着路上用。遵照中央的规定，凡是到外面工作学习的同志不能暴露身份，我上交了其他物品，只留下党证，原想它多陪我一天，走前再交给组织。发现没有什么可以留给陈鹤桥作纪念，我拿出党证交给他：“这本党证跟我走过长征，现在交给你保管，如果我死了，就给你留个纪念；如果能再见面，你就把它交还给我。”
转眼12年过去，我一直没有陈鹤桥的消息。1949年12月，我奉军委民航局领导指示，到刚解放的山城重庆，向二野首长请调一批干部支援新中国民航建设。让我惊喜的是，负责办理干部交接工作的正是陈鹤桥。战友相见，一开始都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亲切地捶打着对方。他把我领到住处，指着一个旧皮挂包说：“这里面是你的党证。老战友，这党证跟着我南征北战打了许多仗，挺进大别山时，我的马褡子和所有物品都丢了，只剩下身上穿的衣服和一支手枪，你的党证因为缝在内衣口袋里才没丢。”手捧泛黄但依然平整的党证，我热泪盈眶。
今年我已百岁，经常住院，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就抓紧时间到部队看看，给战士们讲讲长征的故事、党证的故事，告诉他们不忘来路、不忘初心。
（穆琳整理，照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