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国桢，１９０７年３月出生于陕西省佳县店镇乔家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乔兴斌，清末秀才，后务农。乔国桢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从小勤奋好学，喜爱拳术，有着打抱不平的倔强性格。
１９２０年，乔国桢入店镇小学，１９２３年进榆林第六中学。在这里，他开始阅读了《新青年》等革命刊物，思想境界日渐开阔。１９２４年下半年，乔国桢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时的绥德是陕北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共产党人李子珊任第四师范校长后，从北大、北师大聘请了杨明轩、王懋庭、田伯玉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来校任教，在教学中宣传马列主义。乔国桢政治思想觉悟迅速提高，踊跃参加各种进步活动，１９２４年底经王懋庭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乔国桢入党后，带领学生罢课，闹学潮，反对学校旧势力，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为保护乔国桢，党组织安排他出走绥德，进入北平国民二军学兵队。后随军入河南，先后担任班长、排长，任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
１９２６年３月，乔国桢与杜松寿、李维屏等１６位陕籍青年一起，受党的委派前往广州黄埔军校学习。中山舰事件以后，党中央改派他们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那里，他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周恩来的《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等重要报告，积极参加农民问题研究会，经常向老师萧楚女请教，研究农运理论问题。为了联系农民运动的斗争实际，乔国桢等大批学员去彭湃领导的海陆丰等地区，深入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使他获益匪浅。
１９２６年９月，乔国桢从广州农讲所毕业，与十几位学员辗转香港、上海、山西等地后返陕西，分散各地开展农民运动。乔国桢任中共陕甘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兼渭北办事处负责人，先后在渭北、渭南地区领导农民运动。
在乔国桢等人的领导下，渭北的农运蓬勃发展，他的足迹遍及整个渭北。到１９２７年４月，仅三原县的农会就达１５４个之多，会员五万余人。他还吸收农民骨干入党，成立了三原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农民们热情地称他是“农运大王”，我们的“乔国佬”。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同年６月，陕西开始“清党”反共，“还乡团”勾结反动军队在富平逮捕了乔国桢，囚于三原陆军监狱。三原农民闻讯起来，联名保释，每天都达几百人，还带着饼干、西瓜去探望。同年１１月，经在国民党中任旅长的中共地下党员许权中的交涉，乔国桢获释。乔国桢出狱后，化名王拯民，赴渭南地区任中共华县、洛县县委委员，兼任由共产党员基本控制的高塘镇民团“教练”，从事恢复和建立农协的斗争，并准备武装暴动。他在高塘民团大力整顿团务，清除思想落后、旧习气浓厚的团丁，撤换了那些旧意识很浓的队长，改由共产党员接任。他以广州农讲所为榜样，要求上至团长、下到伙夫一律参加军事训练，甚至连高塘学校里的党员都赶来参加。他还亲自去许权中部队取回武器弹药，加强民团战斗力。高塘民团的工作，得到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的高度赞扬。
高塘镇农民武装的蓬勃发展，引起反动派的极大惶恐，连忙任命反动大恶霸王文风为民团团长。乔国桢得知消息后，佯装召开“欢迎新团长大会”。王文风刚进会场，乔国桢便命令将他捆绑起来，把欢迎大会变成了公审大会。反动政府恼羞成怒，派大批军队前来镇压，但是民团主力早秘密转移。不久，反动政府又派华县公安局长李镇山带领５０余人进入高塘镇。李镇山亲自在“敬胜隆”商号坐镇，妄图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党支部决定致信县委，要求上级调拨５０支手枪，攻打“敬胜隆”，活捉李镇山。但是，乔国桢在送信途中不幸被捕。在李镇山面前，打手命令他跪下。乔国桢勃然大怒道：“你看我是一个下跪的人吗？！要杀就杀，岂有共产党员向人叩头求饶的道理！”李镇山见威吓不住，忙说：“只要你说出组织在哪，决无它意。”乔国桢深知其用意，说道：“你不是看过信了吗？等着瞧吧！明天我们就要攻打‘敬胜隆’，活捉你李镇山！”李镇山一下子给吓懵了，一想，他们一下子就取５０支手枪，来打我，我怕不是对手。于是他忙下令放了乔国桢，第二天自己就悄悄离去。这是乔国桢第二次被捕后传奇般的脱险。
１９２８年５月，乔国桢率领许权中旅的一连人马参加了渭华暴动，与刘志丹、唐澍等一起出席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大会，任革命军中队长兼支部书记。在革命军中，他爱憎分明，果敢勇猛，执行命令坚决，使官僚劣绅闻风丧胆，纷纷逃往西安。未能逃走的，手捧地契、文约跪在农民面前叩头求饶，平日飞扬跋扈的猖狂劲头一扫而光。
渭华暴动在敌人强大军事力量的镇压下失败，乔国桢转入了新的斗争。
乔国桢离开陕西后，担任中共北方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晋、冀、豫地区的工人运动。在天津，他组织大批洋车夫工人进行反对军阀买办的斗争。在唐山，他化名高城，身背鹤嘴锄下到百丈深的矿井里，和生活在最底层的矿工一起挖煤，工余和矿工促膝谈心。矿工有困难，他尽力帮助；有难题，他出计献策，深得矿工的信任。矿工们说：“老高有办法，主意多。”乔国桢见时机成熟，就秘密办起了训练班，讲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唤起工人觉悟。为了改组黄色工会，使工人真正有自己的组织，他抓住黄色工会每月收矿工上千元会费不给工人办事、账目不清等理由，发动工人查账，搞得黄色工会头目无言可辩，狼狈不堪。在此斗争基础上，进而改组了黄色工会，并从矿工骨干里发展２０余名党员，成立了矿山党支部，领导工人举行多次罢工。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乔国桢在矿工贾永籍家开庆祝十月革命会议时第三次被捕，押于唐山市国民党党部。敌人对乔国桢严刑拷打，但他威武不屈，义正词严地抗议资本家对矿工的残酷剥削，坚定表示要为改善矿工的待遇斗争到底。敌人束手无策，无计可施。不久，乔国桢在一个雾夜乘敌人不备越窗逃出，不慎将腿部严重碰伤。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忍着巨疼，撑着一根木棍行至天津，找到组织，担任了天津赤色工会党团书记。在这里，他与地下交通员周铁忠在白色恐怖之中结为夫妻，以市郊小刘庄为活动据点开展工作。但他们结婚仅过三周，妻子周铁忠就在郑庄子被捕。乔国桢忍受着痛苦的打击，继续以他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巧妙的化妆手段进行城市地下斗争。
１９３０年３月１８日，是巴黎公社诞生５９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他头戴礼帽，身披呢大衣，戴着墨镜，化妆成绅士模样领导了“飞行集会”，指挥了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进行街头讲演。集会正在进行中，他突然发现敌人要抓一个正喊口号的同志，便急中生智冲过去用身体挡住敌人的视线，掩护那个同志脱离了险境。他自己则泰然自若，悄然离去。４月底，为筹备“五一”大游行，他深入工厂、码头发动工人参加示威大游行，不幸第四次被捕，与前期因叛徒出卖入狱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彭真同押在天津第三监狱。
乔国桢进监狱后化名高子香，与以彭真为书记的狱中党支部接上头，并任支委。支部分析了狱中现状，强调要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用“先礼后兵”的方法，集体行动，把屠场变成与敌斗争和争生存的战场。乔国桢不顾自己身体受伤和虚弱，一直坚持斗争。当他看到有的同志对斗争前途感到忧虑，就及时进行思想工作，用列宁在狱中坚持斗争的故事教育大家，还指着自己在墙上用铅笔画的列宁像风趣地说：“你们看，列宁活了，他要下来指导我们斗争了。”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勇敢斗争。
１９３１年５月１５日，乔国桢因未暴露身份刑满出狱，前往北平，向省委汇报狱中情况。到北平后不久，他又不顾自己身患肺病，身体虚弱的状况，欣然受命去内蒙古任特派员。就在他等路费期间，因叛徒出卖，许多党组织遭受破坏，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３００余人相继被捕。同年７月３日，乔国桢也不幸在北平银闸大斗公寓第五次被捕，同薄一波等同志一起押于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在狱中，敌人以枪毙恐吓乔国桢。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使敌人没捞到任何口供。凶残的敌人便生毒计，把他与有严重肺病的犯人关在一起，硬使本来有病的他更遭摧残。１９３２年２月，乔国桢开始盗汗发烧，进而吐血，身体极度虚弱，几乎濒临死亡。敌人怕他死在狱中，便把他赶出了监狱。
１９３５年５月，在北平香山，乔国桢因叛徒出卖第六次被捕。敌人和叛徒用种种刑具威胁利诱，妄图使他变节投敌，都遭到乔国桢的严厉痛斥和愤然拒绝。同年７月２６日深夜，乔国桢利用敌人对他这个病人放松看守之机，再次越狱。他爬麦田，走小路，赶到清华大学，未找到组织；又到天津寻找组织，仍然落空；再返北平赴西安，终于在杨虎城的部队找到了组织。后接受党组织指示，他又返回天津工作。终因身体极度虚弱，多次昏迷、吐血，经组织安排于１９３６年５月到北平香山休养。１９３７年６月，周铁忠从长沙来到北平照料乔国桢。两人相遇，他得知妻子是在监狱生下自己可爱的女儿时，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他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告诉妻子：“你要带好我们的女儿，她是革命的后代，我身患重病不能多照顾她了。但是，我们现在进行的斗争，正是为了她们的将来。”
１９３７年９月，党派周铁忠护送乔国桢去西安终南山休养。同年秋季，党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医治。１９３９年夏，乔国桢在迪化（乌鲁木齐）休养数月后，乘飞机赴莫斯科住院治疗，做了左肺切除三分之二的大手术。在苏联方面的热情关怀下，乔国桢的身体初步恢复了健康。１９４１年９月，他与杨之华（瞿秋白夫人）、苏大妈（苏兆征夫人）、瞿独伊等一同离苏回国。
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去延安的道路已被封锁。乔国桢与先期到达迪化的方志纯、马明芳等滞留新疆。此时，与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疆督办盛世才在国内国际形势逆转下，开始了逐步升级的反苏反共活动。１９４２年９月，盛世才彻底破坏了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在新疆工作的全部中国共产党人集中到迪化软禁。在风云骤变随时可能入狱的险境中，党代表陈潭秋立即组织大家进行整风学习和革命气节教育。乔国桢认真进行整风，结合自身的革命经历，经常对同志们说：“时间是宝贵的，我们只要活着，就应该学习、战斗。自己上进心的薄弱，就是对敌人的松懈。因为敌人喜欢疲疲沓沓，消极萎靡。”鼓励大家增强斗志，坚定信心。
１９４３年２月７日，盛世才将共产党在新疆人员全部投入监狱。乔国桢一进监狱便咳嗽不止，大口吐血，旧病复发。十几天后，他被押往专管病号犯人的“养病室”关押。
严酷的狱中生活，病魔的无情摧残，都没有使乔国桢这个铮铮铁汉屈服。他充分利用“养病室”稍有自由的条件，以顽强的斗志和同房的共产党员李宗林一起，想方设法与狱中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以“养病室”为中心，沟通了各牢房之间的联系，热情支持同志们进行的“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斗争，并奋力写下了万字以上的关于狱中斗争经验的小册子，送同志们参考，还搜集各种报刊摘要及时通告外部消息。
１９４５年初，乔国桢病情加重，食欲大减，终日咳嗽不止。他对李宗林说：“我一生的光阴多半是在狱中度过的，早先得了肺病，现在在牢里又将因肺病而死。我反省一生，对党问心无愧，然而我恨监牢和疾病剥夺了我太多的时间，使我对党不能尽什么力量！”
狱中党组织得知乔国桢病情日趋恶化的消息，决定由刘护平装病去“养病室”照料乔国桢。当刘护平来到“养病室”时，看到乔国桢已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一头长发，满面胡须，躺在床上不能移动，大小便失禁，满屋恶臭，不禁伤感落泪。乔国桢看到战友来到身边心情十分激动，费劲地问：“同志们都好吗？”当刘护平讲到同志们看了他亲手写的小册子深受鼓舞，并继续进行集体回延安的斗争时，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拿起同志们省吃俭用给他换来的食物、药品，感动地说：“大家都这么苦，给我特殊，我吃不下去啊！”就在这重病缠身之际，他致信在狱中的党的负责人张子意：“……我在病中正深刻反省，一生虽无愧于党和人民，但大部分时间，消磨于反动派狱中，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深为遗憾。唯望牢内全体同志必须团结一致对敌，坚持斗争。”这封信成为乔国桢的遗书。
不久，乔国桢病情急剧恶化，生命垂危。在这最后时刻，他握着刘护平的手用微弱的声音说道：“对死，我并不害怕，遗憾的是我为党工作的太少了。你们要多做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我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了，请你代表我向党组织和同志们告别吧！”１９４５年７月３１日，这位为中国革命前后七次被捕，宁死不屈，对党忠心耿耿的中国工农运动的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与世长辞了。
（来源：中华英烈网 作者：杜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