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容，女，祖籍在福建省永定县岐岭村，１９１５年生于一缅甸华侨家庭。父亲早年留学日本，随后又侨居缅甸。父亲的生活历程为她的生活铺平了一条充满鲜花又有异国情调的道路。她在集美学校念了中学，在厦门大学完成了大学的学业。继而，父亲又给她在缅甸找到一份适合于女子的职业——教书。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顺利，充满着诗情画意。从常理看，随之而来的则是少女生活中最甜美的初恋，继而蜜月，生儿育女，一个温馨的家庭……然而，卢沟桥的枪炮声、福建海面日舰的轰鸣声，打破了这一少女心中的平静，改变了她生活的道路，更激发了其内心深处忧国忧民的情怀。陈康容开始探索人生的新道路。经过思考和斗争，她决心冲破父亲为她设计的小天地。她把自己的志向告诉了父亲和姐姐，从此，一个简单而又和谐的家庭失去了平静。父亲苦口婆心的摆理，姐姐喋喋不休的劝告，都未能动摇她心中的信念。最终，她还是乘上一艘驶往福建的客轮，回到了此时已在日舰炮火射程之内的厦门岛。
一到厦门，陈康容便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并很快担任了厦门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慰劳工作团的宣传股长。在大街小巷的演讲人群中，在妇女夜校的教室里，在湖里前线的慰问队中，都有她的身影。她撰写的《厦门妇女怒吼走来了》等充满激情的文章，曾激动了多少妇女同胞的心。
１９３８年初春的一天，时刻在为陈康容牵肠挂肚的父亲终于盼到了远方女儿的来信。他用颤抖的手拆开了这封盼望已久的来信。中国人民的抗战日盛一日，而身居前线的女儿是否安然无恙，做为父亲他多么需要得到答案。女儿秀丽、工整的来信中，洋溢着女儿那毫无掩饰的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在祖国的工作和生活，喜与乐无不表露在字里行间，真是一纸值千金。父亲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爸爸，我准备接受组织的委派，到斗争更为激烈、条件更为艰苦的闽西山区去工作，你一定是为女儿能为家乡的人们做事而感到自豪的。”信中这短短几句的结尾，却又使父亲重新陷入极度的不安之中。
刺骨的寒风，凶恶的土匪，这是打在陈康容父亲脑中的深深烙印。纤弱、胆小的女儿怎么能在这种地方生存下去呢？于是，一封又一封寄自缅甸的信件，频频地送到陈康容的面前。父亲最初以吐哺之恩动之以情，以世态之状晓之以理，陈康容每次都以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眼含热泪地看完父亲的封封来信。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何况一个感情丰富的少女，脑海中时常会映出父亲那慈祥而又憔悴的面孔，山涧的流水会响起姐姐亲切而又充满忧虑的呼唤声。她何尝不思念父亲和姐姐，又何尝不想饱享天伦之乐，可她又怎么能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追求呢！
党组织了解到陈康容父亲的意见，并考虑陈康容的实际情况，再三请她要慎重考虑后再做去闽西的决定。她总是毫不犹豫地说：“我在厦门时就考虑过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一定要坚持革命到底。”来到闽西后，与她同住的秀珍嫂子也不忍心一个年轻姑娘受这样的苦，曾心疼地对她说：“你是读书识字的人，为什么要回来同我受苦，吃臭风菜（腌坏的菜），不如去南洋安乐得多。”陈康容却轻松地回答：“现在苦一点不要紧。我们的好日子不在南洋，在我们的后头。”在闽西南特委训练班结束后，她打起背包回到了老家永定的岐岭，脱掉旗袍，换上了大襟衫；剪掉了长发，梳起了短发。１９３８年底，陈康容与闽西特委宣传部副部长黄康结为伉俪。不久，她怀上了孩子。从此，她不仅为着祖国这一大家，也为自己这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的小家，在闽西扎下根。
陈康容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和斗争中去。她的公开身份是教员，岐岭小学简陋的教室里，传出她清脆的声音；破旧的黑板，显出她秀丽的字体。她以丰富的知识引导着学生，深受学生和家长的信赖。她对学生和蔼可亲，不搞任何体罚；经常教学生唱歌、跳舞、做游戏；身边常带有万金油、八卦丹、济众水等便药，学生有病及时取药治理；每逢下雨天，常打雨伞背送小学生回家；对待男女学生、穷富子女，一视同仁，对表现不好和成绩差的学生，不歧视、不疏远，认真调查、耐心帮助。她不仅关心下一代的成长，也为广大山村妇女摆脱愚昧状况而努力。她办起了霞山村妇女夜校、湖河村妇女夜校，自编自印课本，为妇女们上课。
在党内陈康容是支部的宣传委员，她以岐岭小学为阵地，在校内外建立抗敌后援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她组织抗日救亡剧团，亲自导演、主演《打倒卖国贼》《抓汉奸》《放下你的鞭子》《大刀曲》《锄头舞》等文明戏和舞蹈，高唱《九一八》《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把方圆几十里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繁忙的工作、严峻的斗争，更使陈康容感到生活的充实和生命价值的所在。她暗暗庆幸自己所选择的路，并为能在这块生她养她的土地上生活和斗争而自豪。可她又怎能想到，恨她入骨的反动势力已经向她伸出魔掌。１９４０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国民党以“通共”之罪逮捕了十几名进步群众。组织上通知她：“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要大肆搜捕共产党人，你要马上上山。”她怎么舍得那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怎能放下那千头万绪的工作呢？陈康容冒着生命的危险，连夜把急需的宣传品赶出，又安排了学校的教学和各种抗日救亡工作，这才放下心来收拾行装。当她正准备启程时，保安队已敲开了她的门。陈康容急忙把准备向上级汇报情况的两张小纸嚼烂，并把挂在窗口作为信号的衬衣取下，又亲吻了仅有六个月的孩子，而后将他托给婆婆和嫂子，从容地走出门去。敌人惧怕游击队劫走陈康容，冒着大雨连夜把她押往几十里外的抚市。
到了抚市，陈康容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无耻的引诱，严刑的拷打，都在等着她。
曾与陈康容是同班同学的保安营长张耀生，恬不知耻地说：“现在我是营长，将来我还要当师长、军长、司令，我早就对你有好感。”花枝招展的团长太太也企图以荣华富贵打动陈康容的心：“谭团长最得宠的是营长张耀生，今日已提升为副团长，只要你从他，你就可以立即脱离苦海，获得幸福。一个聪明的女人，就应找个有钱有势的丈夫，才有荣华富贵。”得到的回答是两记响亮的耳光和“无耻”二字。
接着而来的是酷刑，陈康容一次又一次的昏迷。可敌人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人在你们手上，要杀要剐随你们，要我从你们这些猪群狗党，万万办不到！”黔驴技穷，敌人恼羞成怒：“陈康容，限你三日之内写出自首书，就放你回去团聚。不然，就要剥你的皮。”
三天，是那么的短暂，却又那么久长。三天足够陈康容回顾一下自己所走过的路。她浮想联翩，想起痛心欲绝的丈夫和即将失去母亲的孩子，想起一同战斗和生活过的同志们、乡亲们，想起还在海外翘首盼望的父亲和姐姐。最后，她提笔在白纸上写下四行诗句：
“青春价无比，团聚何须提。
为了得正义，何惧剥掉皮。”
何等的悲壮！陈康容正是带着这样牢不可破的信念，迈着坚定的步伐，来到设在抚市墟场对面山墩上的刑场，并在“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声中倒下，年仅２５岁。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