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振同，１９０１年５月６日出生于河北省沧县狼儿口一个破落地主家庭。１９１９年赴北京谋生，在五四运动中目睹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抱着救国之志，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先后当学兵、班长。第二次直奉战争后，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季振同跟随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满清废帝溥仪出宫，深受冯玉祥器重，先后晋升为连长、营长、团长。１９２７年参加北伐战争，在河南漳河地区率卫队团击溃奉军。１９２８年初，他被调任将校团副团长，不久又任手枪旅旅长。
１９３０年４月，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和其他军阀，同蒋介石在河南一带爆发“中原大战”。到１０月，冯阎战败，西北军一部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开往山东菏泽、济宁一带驻守。第二十六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辖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十七师，每师三个旅，董振堂为第七十三旅旅长，季振同为第七十四旅旅长，赵博生为总部参谋长。
这支部队呆在山东，蒋介石怎么能放心？为了调虎离山，借刀杀人，１９３１年１月底，将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围剿”红军。
第二十六路军调入江西后，即被蒋介石放到“围剿”前线。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２日，部队在永丰县中村遭红军的猛烈袭击，第二十七师一个旅被歼灭，其余部队仓皇退缩宜黄县城。第三次“围剿”时，二十六路军溃退到距广昌５０里的胡岭嘴，又被蒋介石强迫折回宁都，困守孤城，米菜买不到，多以糟坏米充饥，盐水下饭。由于不是嫡系部队，备受歧视，往往是与红军作战在前，粮饷补给在后，且薪饷、军需、医药、供应方面与嫡系部队悬殊很大，部队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第二十六路军官兵几乎都是北方人，初到南方，水土不服，疟疾流行，又缺医少药，数月间士兵死亡以千计，军心浮动。士兵们用陕西土话编了一首歌谣，以泄怨恨：
出了北门望北坡，
新坟更比那旧坟多，
新坟埋的都是北方老大哥。
要想回到北方去，
只得联合起来来倒戈！
第二十六路军困驻宁都期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二十六路军官兵痛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回北方打日本！”“要求北上抗日”的正义呼声。季振同多次给部队讲话表示：“我们不当亡国奴，不当殖民地！我们要自强，雪国耻，收复国土和主权！”“要有勇气，回北方去，坚决抗击日军去！”他领头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回北方打日本，保卫家乡，保卫国家。
孙连仲知道蒋介石不会允许二十六路军回北方打日本，但他为了摆脱困境，稳住部队，未等蒋介石复电，即令部队向北进发。部队刚进到离宁都３０多公里的胡岭嘴，就被蒋介石的电报挡回，严令该军“死守宁都”，“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并令其嫡系部队在广昌架着机关枪，不准二十六路军回北方。蒋介石怪罪孙连仲，孙连仲便来电大骂领头打电报的季振同“太孟浪”。这件事，更加激起季振同等将领对蒋介石和孙连仲的愤慨。第二十六路军遭受歧视，又不满现状，“围剿”红军则战不能胜，要求抗日却不能成行。真是前途未卜，进退维谷。在这种情势下，季振同和赵博生、董振堂等爱国将领酝酿寻找新的出路。
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共产党早已播下了革命的种子。１９２５年５月，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曾劝说冯玉祥在部队建立政治工作，联俄联共，并派共产党人宣侠父、陶新畲等到国民党中开创政治工作。１９２６年９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部队改称国民联军，成立联军总政治部，共产党人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邓小平任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致力于统一战线工作，传播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培养党的干部。季振同当时担任冯玉祥卫队团团长，直接接触共产党人，受到政治影响，思想进一步倾向革命。他曾说：如果国民联军的军官个个都像刘伯坚部长那样，我们的军队就能无敌于天下！大革命失败后，虽然公开的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但仍有地下共产党员在其中秘密活动。１９３１年６月，中共中央已派王超、袁汉澄（袁血卒）、李肃三名共产党员潜入二十六路军，与在该军的地下党员刘振亚接上关系，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党员，建立了共产党特别支部，刘振亚任特支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赵博生被发展为中共党员。从此，特支的党的发展工作由基层转到上层，主要是做好董振堂、季振同的争取工作。当时驻宁都的是二十五师的七十三旅和七十四旅。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与赵博生是老朋友，两人过从甚密；季振同与赵博生是同乡，在西北军时就比较熟悉。赵博生利用参谋长的身份，经常做季振同、董振堂的团结争取工作。季、董为了加强联系又避人注意，常以互借小说为名，将书信和便条夹在书里，派可靠人传送。有时他们三人相约到城外打猎，借机商讨起义大事。这样，使争取这支部队全部起义有了可靠的基础，举行起义的各种条件日益成熟。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底，发生了一桩使宁都不宁的意外事件：在第二十六路军中工作的中共特派员王超回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到达南昌时，因党的接头关系被破坏，王超被捕，第二十六路军党组织领导人名单和两个决议案落入敌手。１２月初，蒋介石南昌行营发来急电：“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匪分子，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事有凑巧，总指挥孙连仲早到上海享乐去了，这些急电被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获得。赵博生即与党组织讨论这一突发事件，又找季振同、董振堂等共同商讨对策。季振同态度明朗，当即表示：干脆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去！当晚，他们三人商定：立即举行武装起义，脱离蒋介石。分工刘振亚、王铭五、李青云负责士兵和党员中的宣传、组织工作；由季振同、董振堂和党组织分别派代表，星夜赶往瑞金叶坪，向中共苏区中央局请示报告组织起义事宜；赵博生负责敷衍南昌行营的压力；季振同做起义组织计划工作，进一步做团结争取本旅主力团团长黄中岳的工作，加紧武装起义准备。
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对第二十六路军官兵转向革命，给予热情鼓励。１２月７日，刘伯坚以中革军委代表身份在致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黄中岳的信中说：中革军委各负责同志，“都十分热烈的期待着诸位同志前来，共同携手为革命奋斗”。信中要求他们共推起义领导人，派代表来商谈。１２月１２日午前１０时，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到宁都城南山上开会，共推季振同为总指挥。
季振同的七十四旅装备精良，实力雄厚，是第二十六路军的主力，在起义中起着关键作用。１２月１４日下午，季振同按照预定计划，召集了全旅营以上主官会议。他满怀激情地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窥视华北，我们祖国的命运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都是正规军人。我们要求抗日，打回北方去，蒋介石却热衷于打内战，置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我们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坚决要求北上抗日，蒋介石不准许，我们就绕道广东，然后再打回北方去。”一团团长黄中岳，团副苏进等首先表态：“听旅长的话”，“照旅长讲的办”。季振同环视周围，宣布了具体任务：第一团，由团副苏进指挥。在会前已密派一营营长张宏亮率部到苏家祠堂，解决二十五师师部及代总指挥李松昆；三营控制总指挥部电台；第二团由团副吴子罕指挥，负责警戒城里西门、南门、北门，薄暮时分全城戒严，关闭城门，旅部手枪队负责包围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坚决解决一批反动军官。
１２月１４日午夜，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领导下，总指挥部辖师部二个，旅部六个，团１１个，共计１．７万多人，携带武器两万多件，在宁都举行起义。翌日凌晨，起义部队出宁都东门，过梅江大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带头撕下帽徽、胸章，扯掉青天白日旗，部队打着鲜亮的红旗，欢呼“拥护苏维埃”“工农兵解放万岁”等口号，浩浩荡荡奔赴苏区，加入了工农红军的行列。
宁都起义，震撼了敌人，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热情，壮大了红军力量，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起了重要作用。
苏区人民群众热烈欢迎起义部队。１２月１６日上午，刘伯坚在固厚圩——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代表中革军委宣布命令：授予起义部队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任命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
起义部队在石城县的秋溪、龙岗、横江及瑞金县的壬田、九堡、沿坝一带进行整编。为了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改造这支部队，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和为人民服务，中革军委选派萧劲光、刘伯坚、何长工、黄火青、左权、程子华等一批有军队工作经验和曾出国留学的同志，去做政治工作。当时有些军官对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不许喝“兵血”想不通。有些军官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不辞而别。第十五军还发生过殴打政治委员左权的事件。党内一部分人受王明“左”倾政策的影响，对起义部队中发生的这些问题看得过重，提出在部队中进行“无情的洗刷工作”，“彻底肃清反动的、对革命动摇的投机主义者”，还有“要兵不要官”的说法，甚至提出武力缴械的主张。
在整编过程中，季振同积极配合、协助工作。他说：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当时发生过一场风波：有一天，一些军官打着背包，到九堡的军团部，要求离开部队。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即与季振同等开会。里屋开会，那些军官们便在外屋坐等。会上，萧劲光反复说明党对起义军官的政策，要求大家不要听信谣言，要相信党。有的却提出“要兵不要官”、“武力解决”、“彻底清洗”等说法作何解释？会议实在开不下去，萧劲光便赶到３０里外的瑞金，向苏区中央局和军委领导报告红五军团出现的情况和遇到的难题。当时有人提出，马上派部队去武力解决。毛泽东说：怎么能用武力去解决问题呢？只能通过改造，争取他们革命；只能用“剥笋”的办法，将真正反动的“剥”掉，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割。毛泽东指示萧劲光，你马上回去，向他们宣布我的话：第一，宁都暴动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的，我们表示欢迎；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里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萧劲光回到九堡，将毛泽东的意见在会上宣布。季振同听了，立即转忧为喜，拍桌子说：好！拥护！赞成！我们要坚决革命到底！部队发生的事情，我们大家分头去做工作。他这样一说，其他同志的情绪也都转变了，很快统一了思想。他向要求离开部队的军官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恳切地说：你们要革命的就留下；一定要走的，我们欢送。他还拿出自己的钱，分给那些要求走的人作路费。他经常找干部战士谈心，交流改造思想的体会，要求干部向红一、三军团学习，无私无畏，为工农谋利益。经过深入的工作，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了。
萧劲光刚到红五军团时，季振同表示欢迎，但又怀戒心，谨小慎微，惟恐做错事。萧劲光在工作中注意尊重他，注意工作方法，不揭短，不提他起义前做过的错事，不讲带刺激性的话，维护他在部队中的威信，虚心地向他了解部队的情况，同时深入浅出地给他讲革命道理，并有意地同他谈自己的革命经历，谈国民革命、北伐战争，谈两人在寻找革命道路过程中的共同点，使他逐渐消除了顾虑，树立信心，当好红军指挥员。季振同性格开朗，爱好文艺，喜欢跳舞、演戏。萧劲光回忆说：有一次，我和季振同同台演戏，他扮演军阀，我扮演帝国主义分子，部队看得很开心。事后，我们常在一起开玩笑，他喊我是“帝国主义”，我喊他是“军阀”，十分友好、融洽，相互信任。当时敌人对季振同的策反很厉害，事后季振同都向党组织作了汇报，或将敌人的策反信送萧劲光看。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季振同提出了入党要求。中共苏区中央局接受了季振同的入党申请，由朱德、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整编，这支起义部队稳定下来，初步成长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１９３２年２月初，中革军委命令红五军团参战。当时，红三军团攻打赣州，由于赣州城三面环水，城墙坚固，守敌兵力雄厚，屡攻未下，伤亡较大。红五军团上阵后，季振同等与红三军团一道组织了四次爆破攻城战斗。３月７日凌晨，敌军五个团依靠援兵进行出击，包围了正在挖坑道准备继续爆破攻城的红三军团的一个师，情势危急。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前去增援，官兵手持大刀，奋勇冲上去，与敌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杀得敌军血肉横飞，掩护红三军团攻城部队撤出了战斗。
赣州撤围后，红五军团集结于江口。３月１２日，重编红一、三、五军团，季振同仍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这时，季振同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向党组织讲，自己是大少爷出身，吃不了苦，缺乏指挥能力，希望能到苏联去学习军事。他还说，我已经带着部队起义了，做了红军的总指挥，又是党员了，不会再回蒋介石那里去，也不会回冯玉祥那里去，我就是想去苏联学习军事。中革军委同意他的这一要求后，他很高兴，主动提出离开红五军团领导岗位，办理手续。走时，将望远镜留下了，一匹肥壮的青鬃马也留下了，枪也交了，只带一个侍从，一个保镖到中央。
革命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不仅对敌斗争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党的路线政策发生错误时，同样会付出血的代价。宁都起义后，国民党曾派人找季振同策反，季振同及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可是由于当时情况错综复杂，前方战事紧张，加之党内一些人受“左”倾政策影响，脑子发热，分析不清，把谣言当成事实，说季振同参加宁都起义是“投机革命”，把他在宁都起义时秘密派人寻找共产党组织的活动，说成是“企图拖枪反水，进攻革命，季、黄谋叛”。于是先在漳州逮捕了红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后又逮捕了等待出国的季振同，进行公审。１９３４年夏，红军长征前，将季振同和黄中岳错误地杀害了。
１９３８年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时，与大家在一起照了像，并在照片上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这是对宁都起义的充分肯定，也表达了对季振同的深切怀念。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