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修人，乳名阿瑞，学名应慎瑞、应麟德，字修士，又改字修人，笔名有舒丁、丁休人、丁九等，１９００年２月７日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今属余姚县）赭山应家河塘村。祖父应玉祥与人合伙开绣花店，父亲应庆泰先后在宁波一家布店和上海的一家书店做店员。应修人１４岁小学还未毕业，父亲就把他送到上海福源钱庄做学徒。福源钱庄在上海算是家小有名气的店铺，学徒不必做端茶倒尿盆等杂活。三年学徒期，应修人学会了一套打算盘、识银元、点钞票的本领，满师后留在账户间工作。
应修人喜欢看书、买书，《新青年》《少年中国》更是他长期订阅的刊物。晚上，他常和钱庄的几个青年一起读书。他把２００多本藏书放在一只木箱里，上面写着“修人书箱”四个字，供同事们借阅，这就是后来“上海通信图书馆”的雏形。应修人１７岁时开始学习写旧体诗。两年后，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并很快波及全国，上海社会各界亦纷纷罢工、罢市、罢课。５月１２日，应修人发起建立了福源钱庄救国十人团，以“提倡国货，不用日货，鼓励储蓄”为宗旨，大家推举应修人为十人团书记。５月１４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应修人派人去和学联联系，并送去９０多元的捐款。
１９２０年下半年，应修人离开福源钱庄到中国棉业银行当出纳股主任，每月薪金有７０多元，他把这不菲的收入大部分用来买书。在他的影响下，一些青年同事也喜欢买书。书渐渐多了，应修人倡议把书集中起来，建立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以便流通阅读，这样，“上海通信图书馆”于１９２１年５月１日成立了。图书馆还组织了“共进会”，会员要缴纳会费作购书及馆务之用，但会员与普通读者一样，并无特权。共进会日益扩大，后来成员发展到有三四百人之多，恽代英、郭沫若、杨贤江、郁达夫、叶圣陶、郑振铎等知名人士都参加了共进会，沈雁冰、赵世炎、杨贤江等人还应邀到馆作报告。到１９２６年底时，图书馆已有书刊４０００多册，经常借书的读者有二三千人，革命及进步书刊如《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赤都心史》《呐喊》等，读者可以随时借阅。借书业务遍及全国２０多个省市，乃至南洋、日本、美国、法国等地，每天都会收到几十封到一百多封借书信。通常借书人只要把邮费寄来就可以借到自己想要的书。应修人还主持编了一本刊物《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指导读者读书，一共出了１８期。
随着馆务的发展，上海通信图书馆馆址也一搬再搬，成立时是借用天津路一家钱庄的楼上，后来在天津路４４号租了一间房子，不久又搬到虹口横浜桥克明路天寿里９０号。天寿里房子不够用了，再搬到闸北宝山路三德里。应修人是共进会执行委员，他白天在银行上班，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包括找书、包书、邮寄、编辑等，全是利用业余时间做的。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时，应修人代表图书馆参加了为支援五卅运动而组织起来的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七八月间，他参加了共青团，任图书馆团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他经常与几个团员一起去上海大学听瞿秋白、恽代英讲党课，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银行党支部书记。
１９２６年５月，上海通信图书馆成立五周年之际，应修人写了一篇《上海通信图书馆与读书自由》的文章。文章回顾办馆的宗旨是“夺回读书的自由”，“不让任何地方的人们读不到任何种类的好书；不让任何种类的好书流通不到任何遥远偏僻的地方。”办馆的方针是“不收租费，不讨保证，也不希望任何的酬劳。”办馆的理想是“完全让你自由选择，让你到处借读，有过不惯现社会的奴隶生活，有受不到一滴人类的爱，因而成为生之诅咒者吗？你们向这儿来！这儿充满着同情的欢笑，人生的乐趣。”
上海通信图书馆不仅是上海第一个完全公开的图书馆，而且借书不收租金、押金，不要铺保，甚至外地可以用通信方式邮寄借书。对读者完全信任，对读者读书自由绝对尊重的精神与做法，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１９２６年年底，受党派遣，应修人去广州黄埔军校工作，他依依惜别苦心经营了５年多的上海通信图书馆。
在上海通信图书馆这段时期，是应修人诗歌活动与创作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时期。１９２２年１月，应修人在读到汪静之发表在刊物上的白话诗作后，先与汪静之通信，后又请假到杭州与汪静之相见。汪静之介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并同为晨光社社员的潘漠华、冯雪峰与应修人相识，他们一见如故，同游西湖，诗文唱和，流连忘返。应修人提议把四人的诗作编成诗集，取名《湖畔》。为了出版需要，成立了湖畔诗社。从诗集出版的倡议、编辑、请人设计封面、出资乃至联系印刷、代售、广告等等事宜，都是应修人一手操办。杭州三位诗友非常感动，写信给应修人说：“我们受到你的扶助委实太多了。”５月，《湖畔》出版后引起社会很大反响，尤其是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不少人把它作为课余读物爱不释手。郭沫若、叶圣陶、郁达夫写信向他们祝贺。朱自清当月就写了读《湖畔》诗集的评价文章，说：“《湖畔》里的作品都带些清新和缠绵的风格，少年的气氛充满在这些作品里。”“有了‘成人之心’的朋友……却可以从他们的作品里得着很有力的安慰，仿佛幽忧的人们看到活泼的小孩而得着无上的喜悦一般。”朱自清还说：“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
１９２３年，应修人着手编《湖畔》第二集，年底出版，定名为《春的歌集》。之后，魏金枝、谢旦如也加入了诗社。魏金枝的《过客》原是作为《湖畔》第三集出版，因缺少经费而未成。谢旦如的《苜宿花》作为《湖畔》的第四集于１９２５年３月２５日自费出版。１９２５年２月，应修人还在上海创办了《支那二月》的文艺刊物，以湖畔诗社的名义每月出版一期，主要发表诗社成员的诗作，出了４期之后刊物停办，诗社也停止了活动。
应修人１９２０年就开始在《少年中国》《文学周刊》等进步刊物上发表白话诗作，从１９２０年１月的第一首诗《你怕冷么》至１９２８年３月最后一首《在莫斯科》为止，保留下来的新诗共有１０７首。应修人的这些诗篇既不是应时应景之作，更不是为糊口而作，而是自己真情的流露、心灵的迸发。如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所说：“诗真是不可形容的怪东西。勉强做出来的，总不象个样子，但伊自己要来时，随是把前门后门通关好了，伊也会从窗口爬出来的。”因此，从这些诗作中是可以窥见应修人的品格、灵魂的。那么，他的“诗魂”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一颗爱心，而且爱得纯真，爱得深切，爱得普泛。说他的爱纯真，是指他的爱是一种纯洁天真的爱。比如：“衔乳样的欢愉每每从心里喷散来／每个人，我深深地觉得都可爱／路上，船上，我遇到人们／我总默默地热热地输送去我底情意／总想走近身去握一握手。”“蔷薇的刺刺不伤蔷薇叶／人们与人们也没有真怨愤／有人会把假意的怨愤装扮了／但我们永不要去认真。”“可爱的人生，——人生底可爱呀／没有一朵花不是柔美而皎清／没有一个人底心不象一朵春的花！”在杭州，与汪静之等３人结为湖畔诗友后，在返沪的火车上，应修人写了一首《别后》诗：“不要怨恶这不长久的泪儿呀／只怨相见时的温存／太温存了。”“约我荷花开时来／流不尽的泪儿哟／请溉在荷花催伊早些开吧！”在《小小儿的请求》一诗中，他求风“千万不要唤醒我底妈妈／……我微笑地睡着的妈妈！”还有他的情诗《爱火飘飞》：“我爱你如今还很爱你／纵然天地一齐坍掉／可是从这败墟之内／依然有我的爱火飘飞。”
应修人的爱是普泛到“无所不爱”的一切。很多评论都把包括应修人在内的湖畔诗人的爱，说是不经世事挫折的少年浪漫。然而，诗人在二十一二岁时的这些甜美吟唱，只过了二三年就变成了苦涩的悲叹与愤怒的呐喊了。“嗳，童年期的‘无愁’去已远了，远了／年来我胸里象胸外，定也在霰雪横飞。”（《雪夜》）“我要在落日苍茫的大海边／弹出我胸头的落日哀愁！”（《海岸上走》）“你被冷淡、被忘记的姊姊呀／爱你，慰你，只剩了你灰黑的手帕吗？”（《灰黑的手帕》）“病重的少妇！你可能许我祷天／请以我男子的寿岁移赠给你？”（《殒星》）“我看江上，江上蛇舌样的旌旗吞吐／我看岸上，岸上狰狞着洋房巍峨／这样房，一石一瓦，岂不就是嶙嶙白骨／你滔滔的黄浦江呀！你流的是谁底血肉？”（《黄浦江边》）“呵，你们冻饿的群众！狂喊狂冲／万岁呀万岁呀，一幕悲壮的‘世界暴动’！”（《雪夜》）以上都是应修人在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间的诗作，这时革命的雷声已在天空隆隆作响了。１９２８年，他在莫斯科学习时写的《在莫斯科》已经喊出：“呵，咱们携着手儿呀／携着手儿前进！”“呵，咱们偎着身儿呀／偎着身儿前进！”
１９２６年底，应修人“投笔从戎”，他被党派遣到广州黄埔军校当会计。他要以革命的实际工作来继续谱写革命的诗篇。１９２７年４月８日，他受命去广州中山大学请鲁迅来黄埔军校讲演《革命时代的文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应修人回到上海，不久党派他到武汉劳工部苏兆征手下工作。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叛变后，共产党转入地下，党决定派一部分人去苏联学习，应修人也在其中。１１月，他离开上海，乘船去海参崴。他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他到法国读书，３年后才能回来，望父母多保重。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３年，其间于１９２８年与来自湖北的同学曾岚结婚。
１９３０年８月，组织上安排从苏联回到上海的应修人夫妇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秘书处油印科工作。三四个月后，又调他们到临时中央组织部工作。一次，组织部要开会，等到晚８时，应修人还没回来。大家正焦急时，他回来了。原来他到三马路（汉口路）一家旅馆与外地来的同志接头，出来后发现有人盯梢，他拐了几个弯也没甩掉尾巴，最后进了家理发店，从后门溜了回来。
１９３１年底，应修人又被调到临时中央当会计。这时曾岚的母亲从武汉来到上海，组织上决定她与应修人夫妇住在一起，更好地掩护革命。这期间，周恩来经常到应修人家来写东西，一写就是一通宵，黎明时分睡一个钟点，爬起来继续写。领导财会工作的陈云也经常到应修人家。陈云头戴瓜皮帽，长袍外面套着一件背心，每次来都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大皮包，进门后放下皮包，就开始与应修人“谈生意”了。
应修人回上海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１９３１年４月的一天，应修人夫妇受左联之命去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公道书店。在三楼一间小小的亭子间里，应修人夫妇等五六个人挤在一起忙碌着。天气闷热，门窗又紧闭，大家都一声不响地忙着把满床满地印好的纸张折叠起来。原来这是左联机关刊物《前哨》为纪念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等左联五烈士而出的“纪念战死者专号”。天黑完成任务后，应修人激动地对曾岚说：“今天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后不久，组织上调应修人到江苏省委宣传部任秘书，后又接任宣传部长。他曾很高兴地对楼适夷说：“总算如愿以偿，脱离钞票算盘，回到文笔队伍了。”应修人编辑出版的《大中报》是一张半公开的８开小报，既编排有国内外消息及社会新闻，又有苏区、白区的斗争动态乃至苏联的消息，颇受市民欢迎，销路很好。应修人每夜都工作很晚，患病的眼睛在灯光下工作久了就痛，医生要他开刀做手术，但他说报纸一天也不能停，便去买了个遮光眼罩戴上，坚持工作。
１９３３年１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上海形势十分严峻，几乎每天都有同志被捕。应修人除编报外，还深入工厂发动工人起来斗争。５月，杨树浦上海英美烟厂掀起了罢工斗争，应修人向江苏省委汇报了英美烟厂斗争情况，省委决定要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５月１３日晚，应修人很晚才回家，一进门就伏在桌子上写传单，标题是《援助英美烟厂罢工工友！！！》
１４日下午４时，应修人按约定到虹口昆山花园路７号２楼丁玲寓所联系工作。没想到丁玲与潘梓年刚在此被捕，他一进门就被埋伏在室内外的特务包围。他迅速退至室外，但楼梯口已被堵住，他退至四楼阳台处继续与敌搏斗，不幸坠楼牺牲，身上还留有那张刚拟就的传单。应修人牺牲的消息传出后，激起各界愤怒，上海各大报如《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等都披露了这一消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都纷纷发表宣言，提出抗议。
应修人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文章中曾说：“我们可死于被刺，可死于监牢里，可死于炸弹或自刎，所最不甘心、最无味、最庸碌可厌的，是生病而死。”他曾对爱人说过：要是遇到敌人，他一定要抵抗到最后。应修人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应修人，一个对一切都充满爱心的人，为了护卫这个“爱”，与践踏这“爱”的人战斗到最后，以自己的生命吟出了一首最壮丽的诗篇！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４日，在宁波市举行的应修人牺牲５０周年纪念会上，老诗友汪静之朗诵的悼念诗对烈士作了高度概括：“赤诚一片最忠贞，赴火蹈汤早许心。碎骨粉身何足惜，坠楼惊醒万民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