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原名叶为询，字希夷，１８９６年９月１０日生于广东省惠阳县秋长区周围乡会水楼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叶锡三年轻时曾漂洋过海，到马来西亚做工谋生；后来返回家乡，租佃了地主十余亩地，每年收成除交纳租税外，所剩无几。母亲吴氏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家庭妇女。叶挺有三个哥哥，均因家贫病死；两个妹妹都卖给别人当童养媳。贫困的家境和不幸的遭遇，使叶挺从小就感受到阶级的压迫剥削，心中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叶挺７岁入本村腾云小学读书。学校有一位思想进步的陈敬如老师，时常给同学们讲解祖国饱受列强欺侮的历史，激励同学发奋读书，长大了好救国救民。陈敬如还指导同学们阅读些进步书刊，如章太炎的《訄书》和邹容的《革命军》等。出身贫苦的叶挺对陈敬如老师的教导铭记在心，认识日渐提高，常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来理解课文含义，提出自己的见解。有一次，他念“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课文时，不以为然地对同学说：“这些话毫无道理，没有人耕田，能有千钟粟吗！？”叶挺十分崇敬岳飞和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经常在学校门前的读书亭里朗诵他们的诗篇，念得激动时，声调慷慨激昂，行人也为之注目。
１９１１年，叶挺考入惠州府立中等蚕业学校。惠阳是革命党人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革命影响较大。叶挺入学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夜，革命党人在惠州一带展开宣传活动，号召人们剪辫子。叶挺和不少青年人响应号召，当场把辫子剪掉。不久，革命党人在广州举行起义，受到清政府的镇压而失败。清政府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连剪过辫子的人也不放过，惠州城内不少人因此被抓起来。叶挺也不能幸免，曾一度被捕入狱。事后，有些人嘲笑他“自吃苦头”，并怀疑他是革命党人。叶挺泰然地说：“能做一个革命党人，不是更有志气吗！”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革命党人举行武昌起义，清王朝被推翻，从此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对孙中山领导革命的丰功伟绩，叶挺无限敬佩。
叶挺的“叛逆”行为，曾招致乡里的非议和他父亲的责骂。父亲开始对他严加管束，并逼他立即完婚。叶挺不满父亲的这些做法，离开家庭，出外独立谋生。此时，正值设于广州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招生，录取后享受免费待遇。叶挺闻讯，前往报考，被录取。
１９１４年，叶挺在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后，又考入了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即武汉南湖陆军中学）。这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各地很快掀起了声讨袁世凯卖国求荣的怒潮。叶挺奋不顾身地参加了这一爱国活动。他串连了一批同学，跑到驻扎在学校附近的湖北督军王占元的炮兵团营地，宣传演讲，号召该团士兵们起来参加反袁护国斗争。
在校学习期间，叶挺认真阅读有关进步书刊，探求革命真理。他尤其喜欢阅读创刊不久的《新青年》杂志，为杂志所鼓吹的科学、民主等新思想所深深吸引。
１９１６年，叶挺从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旋即以优等生资格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学习。他目睹当时民国徒具其名，帝国主义和军阀横行霸道，政治黑暗腐败，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因而激励自己更要勤奋学习，他日更好地为国效劳。当时军校是官费，免费供应食宿，但日常生活开支仍要学生自己解决。叶挺家境贫困，因此平日生活十分俭朴，衣服鞋袜破了，自己动手补了又补。别人讪笑他寒酸，他毫不以此为耻，泰然处之。他对军校中一些富贵人家出身的花花公子平日不努力学习，整天沉迷于吃喝玩乐的行为，十分厌恶。他喜欢与一些出身贫苦而又刻苦学习、要求进步的同学（如邓演达等）接近，互相砥砺，共同进步。
１９１８年，叶挺从保定军校毕业。他原想到德国留学，继续深造，但由于家境贫困，亲友又无力资助，虽经终日奔波，亦无结果，只好放弃出国留学的念头，返回家乡暂居。他不以自己受过高级军事教育而摆架子，相反却以一名普通百姓自居，平日在家下田劳动，还主动接近贫苦农民，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他说：“我们为什么贫困没饭吃？这是因为地主老财残酷剥削所致。我们贫苦人民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反动政府和地主老财，才能得到翻身的日子。”当时，桂系军阀莫荣新统治着广东。他为了笼络人心，收罗党羽，曾委任叶挺为惠阳县县长。叶挺对此嗤之以鼻，断然拒绝。
１９１７年冬，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将其驻潮汕一带的广东省警卫军拨归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管辖。孙中山便将这支部队改编为援闽粤军，作为国民党的基本武装力量，以陈炯明为总司令，邓仲元为参谋长。１９１８年，部队进入福建漳州、汀州一带积极练兵和扩充力量，准备回师广东讨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叶挺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托同学邓士章介绍自己前往漳州参军。他到漳州后，在第一支队担任参谋职务，与其他青年军官邓演达等人一道，积极工作，对部队练兵等方面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深得参谋长邓仲元的赏识。邓仲元还将他介绍给孙中山。他平素十分敬仰孙中山，衷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从此他更加坚定地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活动，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就在这时，他加入了国民党。
１９２０年８月，粤军奉孙中山命令从福建回师广东，叶挺奉命率领一支精干的队伍担任前锋。９月初，部队进至惠阳县淡水圩附近的黄皮径。敌军在该地设下伏兵，企图歼灭叶部，阻挡粤军前进。叶挺依靠当地农民的支持，并亲自到前沿阵地摸清了敌情，当机立断，对敌人发动突然进攻，很快就击溃了敌人。接着，叶挺率部继续向前疾进，攻克淡水圩。他们与友邻部队协同作战，于１０月２２日攻下惠州，为粤军克复广州扫清了前进的障碍。这是叶挺从军后所取得的首次胜仗，得到了邓仲元参谋长的表彰。１０月２９日，粤军收复了广州。
１１月下旬，孙中山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不久，就任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下令整编粤军，将粤军扩编为两个军，陈炯明兼第一军军长，邓仲元为第一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仲元锐意改革第一师，提拔和依靠一些富有朝气的年轻有为的军官为骨干，将叶挺提升为第一师工兵营副营长（营长为李章达）。１９２１年下半年，邓仲元将第一师的机枪营和工兵营等部合编为大本营警卫团，任命原师参谋长陈可钰为团长，叶挺为二营长。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孙中山离开广州去广西桂林，筹建北伐大本营。不久，宋庆龄由叶挺率二营护送，前往桂林。
１９２２年４月，陈炯明叛变。当时驻扎在总统府执行守卫任务的部队是警卫团薛岳第一营、叶挺第二营等部。事前，叶挺接到了陈炯明所属叶举部的一名士兵密报，知悉陈炯明即将叛乱，便及时将情况“去团本部向陈可钰团长转报”。孙中山在知悉陈炯明叛变的确讯后，于１６日深夜在警卫部队护卫下匆忙离开总统府，辗转登上永丰舰。宋庆龄为了保护孙中山的安全，坚持留下来以吸引敌人。６月１６日凌晨，叛军炮轰总统府和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处粤秀楼。第一营在后院，第二营在前院紧守抗击，从凌晨至中午，先后击退叛军多次进攻，使叛军受到重大伤亡。叶挺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不顾个人安危，带领战士们沉着应战，打击敌人。至下午４时左右，叛军由总统府后门冲进来时，叶挺带领机枪连护送宋庆龄突围脱险。宋庆龄几经险阻曲折，于第二天晚上才登上永丰舰。
孙中山指挥各部反击陈炯明叛军，但成效不大，乃于８月间离粤赴沪，叶挺亦离开广州，到澳门居住了一段时间。１９２３年１月，粤军一师与滇、桂军配合，收复广州。孙中山由上海返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大元帅府设宪兵司令部，任命叶挺为参谋长兼第十营营长，继续在孙中山身边担任护卫。
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同时积极着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叶挺在这时也开始认真阅读和研究了共产党发表的革命主张和出版的《向导》等刊物，从内心表示拥护。１９２４年，他辞去了军队的职务，向孙中山提出到苏联学习的要求。在廖仲恺、邓演达的支持下，这一愿望得到实现。
１９２４年秋天，叶挺抵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东方大学是一所培养东方各被压迫民族革命者的学校。叶挺在东方大学期间，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到苏联各地参观，结合进行考察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眼界更为开阔，思想觉悟更为提高。
１９２５年初，苏联红军学校设立了一个中国班，专门训练从中国来的军事人才。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叶挺与聂荣臻、熊雄、颜昌颐等人从东方大学抽调到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叶挺与聂荣臻同编在一个班里。军事学校要求十分严格，学员们的学习训练都十分紧张，经常在野外进行军事演习，学习战术、技术，有时也进行打靶。白天晚上，还轮流站岗放哨，过着正规的红军生活。叶挺十分认真积极地参加学习，努力掌握军事知识。
在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期间，聂荣臻负责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工作。叶挺时常主动争取聂荣臻等对自己的帮助，并向他表示了参加共产党的志愿。经聂荣臻和王若飞介绍，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国内迫切需要大批的革命干部。根据这一情况，共产国际同意让一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同志返回国内工作。１９２５年８月初，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的聂荣臻、叶挺、熊雄等２０多人离开莫斯科，于９月上旬返回上海。党中央决定叶挺与聂荣臻、熊雄等１２人到南方工作。他们随即乘船从上海抵达广州。
一踏上广州码头，叶挺就立刻为广州浓厚的革命气氛所感染。广州街头到处张贴着“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口号。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雄赳赳地在街头巡逻，市民情绪高涨，社会秩序安定，与他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情景大不一样。叶挺十分兴奋，要求中共广东区委立刻分配工作，早日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
其时，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陈延年等领导人决定在广东肇庆筹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并把这一建军任务交给了叶挺。
叶挺抵肇庆后，立即投入紧张的筹建独立团的工作。独立团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经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独立团以铁甲车队全部和黄埔军校抽调一部分人员为骨干，再从广东、广西及湖南等地招募一批士兵组成。全团共约２０００人，由叶挺担任团长（兼任第四军参谋处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初任一营营长）、曹渊任一营营长、贺声洋任二营营长（后为许继慎）、杨宁任三营营长（后为张伯黄）。独立团成立一个共产党支部，作为全团的领导核心，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党支部干事会（支委会）成员为叶挺、周士第、董朗等人。经过叶挺等的紧张筹备，独立团于１９２５年１１月正式成立，团部设在肇庆市阅江楼。
根据中共广东区委指示，独立团成立后，叶挺首先对部队大力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干部训练和新兵训练计划，对部队实行严格的“四操”、“三讲”制度。在军事训练过程中，他经常亲自给官兵们上课，还到练兵场上与官兵们一起操练，做各种示范动作。由于叶挺以身作则，各级干部和士兵们情绪高涨，训练成绩很好，部队素质迅速提高，为独立团日后参加北伐战争打下了基础。
１９２６年１月初，发生了高要、德庆、广宁三县反动地主豪绅卢沂川、梁荣邦、宋煜初等纠合民团、土匪、神打团共约千人袭击高要领村一带农民的严重事件，以致领村、波河、料河三村被焚烧，农会会员及农民自卫军队员等１００多人被打死打伤，数百头牲畜被抢劫，很多农民无家可归，跑到树林里躲避，号寒啼饥，十分凄惨。
事件发生后，一些走脱出来的农民跑到肇庆向独立团求援。叶挺闻讯，当即派出第一营，由周士第率领，赶往领村救援。
此时，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广州召开。大会就高要反动地主迫害农民的严重事件通过决议，决定由广东政府派出叶挺独立团进驻领村，声援农民的斗争。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３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高要绥缉委员会，全权处理“领村事件”。
但是，反动地主宋温韧一伙自恃人多势众，扬言要继续迫害农民群众，甚至表示要与独立团血战一场。他们给叶挺发出一封信说：“要我赔银一事，不在望矣。战亦亡，不战亦亡，何不一战而亡！”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３月５日，反动地主又纠集民团、神打团等５０００人，将绥缉委员会和独立团的驻地伍村包围，企图依仗优势兵力，消灭绥缉委员会和叶挺独立团。他们拿着大刀等武器，口中念着咒语，猖狂地向伍村发动进攻。
面对敌人的进攻，叶挺十分沉着镇静。他拿起望远镜观察敌情后，当即亲率第二营战士在伍村附近占领有利地形，迎击敌人。由于敌军中有不少受蒙蔽的神打兵，为了争取、教育他们，瓦解敌人，叶挺下令战士朝天开枪，以示警告。直到敌人逼近时，才瞄准击毙了一批反动民团分子，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反动地主不甘心失败，继续纠集大批民团、土匪，准备再次围攻伍村。叶挺下令第三营官兵从肇庆赶来，与二营协同作战。３月８日，在叶挺率领下，独立团战士与农民自卫军互相配合，向反动地主和民团的大本营罗建村发动进攻。罗建村周围筑着很高的围墙，四处还盖有炮楼，易守难攻。在叶挺指挥下，战士们以密集的火力射击敌人据点，向敌人猛攻，并展开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以瓦解敌人。经过一整天的激烈战斗，终于攻下了罗建村。反动地主见大势已去，只好低头认罪，交出反动武装，向农民赔偿损失。叶挺将收缴的武器全部送给农民自卫军，以壮大农民的革命力量。当独立团胜利完成任务，在叶挺率领下离开伍村返回肇庆时，当地农民群众依依不舍，含着热泪，送了一程又一程。
１９２６年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建议和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并命令叶挺独立团提前出发，作为北伐的先锋。
５月１日，独立团由肇庆、新会出发北伐。部队抵达广州时，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召开独立团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对独立团的工作任务作指示，要求他们“在战斗中，要起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要坚决地完成战斗任务，要注意发动群众”。周恩来最后以“饮马长江”这句话勉励大家，并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武汉见面。”叶挺当即保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指示。
在叶挺率领下，独立团于５月３１日抵达湖南永兴。其时，唐生智部正受湘鄂军阀部队的攻击而退却湖南安仁一带。他急电叶挺，要求独立团火速赶往安仁增援。６月１日，叶挺率部冒雨强行军，翌日赶至安仁，与唐生智部第三十九团团长会晤，向他了解敌军情况后，命令独立团二营协同友军防守渌田，三营进驻龙家湾，另派出一个连到黄茅铺，协同友军防守。
３日下午，敌军进攻渌田、黄茅铺。叶挺召集独立团干部开会研究对策。他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又是北伐先锋。我们不但代表革命军，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北伐中的第一次打仗，我们一定要胜利。”叶挺在会上提出由他本人率一支队伍向龙家湾方面增援，参谋长周士第率另一部到渌田增援。时值阴雨，道路泥泞，行军困难。战士们在叶挺、周士第分别率领下，不畏艰险，迅速赶往目的地。４日凌晨，部队向敌出击，经数小时激战，将敌人击溃。部队乘胜追击，于５日占领攸县。叶挺随即下令将攸县南岸之沫水浮桥拆掉，通令全团说：我们前面是长沙、株州、醴陵、萍乡，这一带工人、农民、学生运动都有基础，我们有了依靠。如果敌人来进攻，我们必须向前打，不能向后退。
是役，独立团仅以一个团的兵力，击溃了六倍于己之敌，树立了北伐胜利的先声。
７月初，北伐军先头部队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陆续抵达攸县地区，独立团奉命归十二师（师长张发奎）指挥。７月１０日，攻打泗汾、醴陵的战斗开始。张发奎命令独立团担任向泗汾、豆田（在泗汾以西）进攻的任务。在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下，独立团迅速占领了豆田，并强渡渌水。独立团乘敌人溃退之际，于是日下午４时半首先攻占了醴陵。叶挺在醴陵城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张发奎方才率部队赶到。
７月１１日，独立团继续向北追击，１２日占领浏阳，完全切断了敌人在湘赣之间的交通。独立团在浏阳驻防期间，叶挺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扩充，新组建了一个特别大队和一个补充营，进一步加强了战斗力。
８月１１日，独立团参加了攻打平江的战役。当时，敌人以重兵一万多人防守平江，在平江、汩罗江南岸一带高地构筑坚固工事，配备强大的火力，并在阵地前面设置地雷、鹿砦等障碍物，由吴佩孚的心腹陆禨在平江设指挥部统一指挥。张发奎令叶挺统率第二营向平江前进，与第三十六团联合，立刻消灭在平江城的敌军，并指派一部越过平江从后面的云山及天狗山进攻。独立团接受命令后，即从小路迅速渡过汨罗江到达北岸，绕到敌人侧后，协同兄弟部队以突然动作迅速攻破平江城；又迅速渡回汩罗江南岸，从侧后向据守在天岳山等阵地的敌人攻击，使敌全线崩溃，敌将陆禨自杀。翌日，北伐军乘胜追击，占领通城。
平江战斗后，北伐部队迅速向湖北境内进发。８月２６日，攻打汀泗桥战斗开始。汀泗桥是鄂南要地，通向武汉的第一道门户，东面为崇山峻岭，南、北、西三面环水，只有一座铁桥可通，素有“天险”之称。北伐军从正面进攻遇到很大困难，打了一天，也没有什么进展。当天，叶挺跑到附近农村向农民作调查，发现东面大山上有一条小路，可以绕到汀泗桥东北之古塘角附近，乘敌不备，攻其后背。７月２７日凌晨２时，叶挺率部出发，迅速绕到古塘角附近，突然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第七军和三十六团等部亦从其他方面同时向敌开火。四面八方都是枪声，敌人大为恐慌，纷纷溃退，天险汀泗桥遂为北伐军攻占。
贺胜桥是鄂南通向武汉的最后一道重要门户，地势同样十分险要。此时敌人已投入两万多兵力，６０多门大炮，１００多挺机枪加强防守，吴佩孚还亲临指挥，妄图阻止北伐军北进。８月２９日，北伐军开始向贺胜桥进攻。独立团担任正面沿铁路攻击的任务。战斗打响后，独立团的战士在叶挺指挥下，以迅猛的动作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向纵深展开。但左侧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及右侧第七军第二路都远远落在后面，配合不力，致使独立团在敌人阵地纵深孤军苦战。他们发扬大无畏精神，英勇顽强，猛打猛冲，终于击溃了敌人的多次反击，突破了敌人十余里纵深的防御阵地。此时，兄弟部队陆续赶到，几路人马协同作战，终于胜利地占领了贺胜桥，吴佩孚带残部仓皇乘车向武汉逃去。
８月底，北伐军直指武汉。９月３日，第四军等部攻打武昌城，因敌人设防坚固，且已有准备，北伐军缺乏重型火器及攻城工具，攻城没有成功。５日凌晨，第四军等部再次攻打武昌。叶挺接受了攻城任务后，命第一营为奋勇队（敢死队），第二营为拥进队，第三营与特别大队为预备队。出发前，他向全团作了简短的动员。第一营在营长曹渊带领下，向宾阳门与通湘门之间发动攻击。敢死队员逼近城下后，立即竖起云梯，向城墙攀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但由于其他部队的攻城奋勇队配合不上，敌人得以集中火力向第一营正在攀登城墙的战士还击，使他们全部壮烈牺牲。逼近城墙附近的第一营主力也在敌人猛烈射击下遭到重大伤亡，共产党员、一营营长曹渊牺牲，第二次攻城战斗又告失败。
１０月１０日凌晨１时，北伐军对武昌城发起总攻。独立团担任由通湘门附近攻城、占领蛇山的任务。拂晓前，战士们奋不顾身地在通湘门附近架起梯子越过城墙，再向蛇山方向进攻。敌人利用蛇山上的工事负隅顽抗。独立团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英勇地从四周冲上了蛇山，终于歼灭了敌人。蛇山为我攻占后，武昌全城敌人停止抵抗，放下了武器，武昌至此为北伐军攻占。
在叶挺领导下，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所向无敌，威震天下，在各次战斗中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起到了先锋作用和骨干作用，对北伐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人民群众称誉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为“铁军”，称誉叶挺团长为“北伐名将”。
武昌攻克后，独立团奉命驻守在武昌南湖。１９２７年３月，叶挺调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后来升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同年４月，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叶挺“兼管武昌卫戍工作”。
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一方面使得革命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一带，大大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极大恐慌。他们加紧勾结起来，极力想扑灭这场大革命风暴。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广东等地也相继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武汉国民政府内汪精卫集团的反动倾向也日益增长，武汉地区形势渐趋恶化。叶挺对此感到异常忧虑和愤激。在此风雨变幻的日子里，他站稳革命立场，坚定地为捍卫工农革命利益而斗争。他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兵权，及时打击那些敢于破坏捣乱的反革命分子，维持武汉地区的社会秩序和捍卫工农革命利益。４月２７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叶挺亲自挑选了一部分战士担任大会的警卫任务，严防反动分子破坏。他自己亦不辞劳苦，经常布置及检查警卫工作，使党的五大得以安全举行。
５月１７日，驻鄂西南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国民革命军向郑州二次北伐、武汉空虚的机会，联合杨森和鄂南反动地主武装公开叛变，向武汉偷袭。叛军沿武长铁路，经蒲圻、咸宁一直打到距武昌仅四十里的纸坊镇。隐藏在武汉地区的反动分子也乘机进行破坏活动，使武汉陷于危急状态。
在这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保卫武汉，镇压夏斗寅反革命叛乱。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根据蔡和森、李立三等的建议，决定调遣叶挺部队担任平叛任务，并把武汉军校、武汉工人纠察队等武装力量拨归叶挺指挥。
叶挺受命后，当即下令将分散于武汉各处担任警戒任务的部队集中，并派七十二团向纸坊镇挺进。七十二团在团长许继慎指挥下，向叛军开展猛烈进攻，夺回了被叛军占领的纸坊车站及纸坊镇。第二天，叛军向纸坊镇反扑。叶挺派遣援军及时赶到，他要求各部队英勇杀敌，只准进，不准退。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将叛军打退。部队又乘胜追击，把敌人驱赶至鄂东，从而使武汉局势转危为安。这样，叶挺在保卫武汉、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中又一次立下了显赫战功。
７月１１日，叶挺的二十四师、二十五师及贺龙的二十军，随二方面军“东征讨蒋”，开赴九江。叶挺预感到汪精卫的反革命政变快要到来，部队抵九江后，便继续加紧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一再教育部队说：我们一定要认真操练，准备流血牺牲，大流血的日子可能就要到来了。
江精卫集团的反革命政变已箭在弦上，但陈独秀仍顽固坚持其右倾投降退让路线。７月１２日，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毅然排除了陈独秀的错误领导，成立了由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及张国焘等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当即作出了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的决定。中央常委会还获悉九江方面张发奎控制的部队也日趋反动，因此又决定叶挺、贺龙的部队于九江、南昌一带举行武装起义。
７月１５日，汪精卫集团终于公开叛变了革命，与蒋介石合流。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和屠杀革命力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至此归于失败。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疯狂镇压革命人民的罪行，叶挺怒火满腔，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挽救中国革命而不惜牺牲一切。
７月３１日深夜，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了。叶挺指挥的二十四师负责解决敌第六军五十七团和第三军两个团。他与周恩来一起在敌人驻守顽抗的松柏巷天主堂附近的一间女子学校里，指挥部队与敌人激烈战斗，终于迫使敌人缴械投降。其余各部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８月１日上午，起义获得成功。这次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起义胜利后，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任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任代理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
从８月３日起，起义部队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人的率领下，离开南昌南下广东，打算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部队沿临川、广昌南下，８月下旬抵达瑞金。部队在瑞金得知敌人于会昌屯驻重兵，企图堵截和消灭起义部队；同时还查获了一份敌人攻击的部署。前委决定由叶挺指挥所部经洛口向会昌西北面进攻；朱德指挥一支部队向会昌东北面助攻；由贺龙率所部为总预备队，位于瑞金附近，策应支援各方。８月３０日，部队总攻开始。朱德指挥教导团等部进抵会昌城东北，与敌人展开激战。叶挺率二十四师进占洛口后，随即进抵会昌西北郊。前委总指挥部领导人周恩来、刘伯承、聂荣臻等与叶挺均在二十四师指挥部指挥作战。战斗打响后，担任后卫的二十五师迟迟未到，原来他们半夜行军时迷了路，发现迷路后又折回来赶向会昌，以致延至中午时分才赶到。叶挺当即向他们布置任务，命令他们迅速夺取位于会昌城西北的岚云岭主峰，突破敌人的西北防线。二十五师投入战斗后，各部队也猛烈地向敌人展开进攻，激战至下午四时，终于将敌人击溃，攻占了会昌。
９月２４日，叶挺的二十四师和贺龙的二十军一、二师等三个师，攻占了汕头。由于当时形势日益险恶，叶挺提议放弃潮汕，集中我们的兵力，并将多余空枪悉数运至海陆丰一带交给农军。但此提议未被采纳。起义部队又进行了第二次分兵，由周逸群率领二十军第三师留守潮汕，两个军的主力在贺龙、叶挺率领下向揭阳进发。此时，敌人已在揭阳的汤坑一带高山有利地形处集结了大量兵力。贺龙、叶挺奉命率部向敌人进攻，由于敌众我寡，起义军又处于不利地形，激战一天，仍无法攻占敌人阵地。当晚，起义军发动夜袭，但敌军已有准备，结果夜袭部队大部分牺牲。３０日，起义军退至揭阳，途中获悉潮汕失守，便于１０月２日渡过榕江撤至贵屿；３日，由贵屿到普宁流沙，与从潮汕撤退出来的部队汇合。
当天，前委在流沙召开会议，对今后的斗争作出决策。叶挺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报告，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总结了这次起义的经验教训，指示部队退往海陆丰，准备作长期的革命斗争。他还表示自己要亲自到海陆丰树起苏维埃的红旗。
会后，周恩来和叶挺、聂荣臻在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陪同下，转移到陆丰县南塘区黄厝寮村黄秀文家；这时周恩来正患病，发高烧。他们在黄秀文家住了半个月，后在当地党组织的安排下，乘船到了香港。
１２月１１日党又领导了广州起义，叶挺任起义军总指挥。当日凌晨２时，叶挺与张太雷、恽代英等领导人由教导团连长曾干庭带路，赶到教导团驻地四标营，参加了由党事先秘密组织的教导团起义誓师大会。张太雷、恽代英讲话后，叶挺以军事总指挥的身份再作军事动员。他说：“国民党反动派为什么不让我们革命，而且肆意屠杀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武器和政权。这次起义，我们就是要夺取武装，夺取政权。”最后，他宣布说：“起义正式开始，各部按路程远近序列，分途出发吧！”他还宣布，他自己在沙河、燕塘直接指挥攻打敌人主力步兵团和炮兵团。叶挺是革命战士们所敬仰的北伐名将，他的出现和有力的动员，使指战员们勇气倍增。随后，教导团发出了三声炮响，夜空升起了三颗信号弹。广州起义开始了！
起义队伍迅速离开了四标营，分头向预定目标奋勇前进。教导团二营五连和炮兵连在叶挺亲自指挥下，由团长李云鹏率领，直扑沙河镇敌人据点。叶挺站在大路左边斜坡上，手持指挥鞭指向敌方，激励着战士们说：“赶快，赶快，天快亮了！”战士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驻沙河之敌打得措手不及，很快就解除了敌人一个步兵团的武装，俘敌６００余名。接着，叶挺指挥起义部队乘胜前进，直扑燕塘敌炮兵团，同样很快就解决了敌人，缴获了山炮等大批武器。与此同时，在张太雷、周文雍等指挥下的工人赤卫队等部也攻下了位于维新路（今起义路）的公安局等许多敌据点。起义成功后，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迅速集结力量进行反扑。悬挂国民党旗子的两艘军舰借外国军舰的掩护，炮击长堤一带，阻止起义军对长堤残敌的进攻。接着，外国军舰也猖狂地向长堤一带开炮，直接参加了对起义军的血腥镇压。由于敌人力量不断增强，起义部队逐渐由攻势转变为守势，形势对起义军越来越不利。
１１日晚，叶挺与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聂荣臻，对上述敌情的严重性认真进行了分析。叶挺认为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提出最好不要再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聂荣臻表示支持叶挺的意见。但是参加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却极力主张坚守广州，认为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他在会上责骂叶挺“动摇”，并指责“撤出广州的主张，是想去当土匪”。诺伊曼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视而不见，反而下令继续进攻，要求起义军继续肃清长堤的敌人，坚持打下去。
１２日，情况更趋严重。敌人已经调回许多军队，在外国军舰的炮火掩护下，猖狂进行反扑，对起义部队逐渐形成包围态势。这天中午，敌人侵占了观音山。叶挺命令教导团反击敌人，夺回这个制高点。但又有一股敌人侵入市区，沿着吉祥路向起义军总部进犯。叶挺十分镇定地站在总部门口沙包堆后面，亲自指挥将敌人击退。下午，张太雷在参加了广州人民拥护苏维埃群众大会回来途中，不幸中弹牺牲，使起义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损失。
１２日黄昏，敌人再次侵占观音山。叶挺与聂荣臻一起赶到永汉北路财政厅，登上楼顶观察，发现敌军不断增援，占领观音山之敌已打进市区，敌我之间正进行巷战，形势对我极为不利。他们觉得再坚持下去，只能继续增加无谓牺牲，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应当立即撤离广州。议定之后，他们立即离开财政厅，分头向各起义队伍下达向花县一带撤退的命令。叶挺奉党的指示，仍暂留广州，掩护部队撤退。１２月１３日，广州重陷敌人手中，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叶挺在广州潜留了几天后，方才偕同妹妹化装离开广州，乘船抵达香港。
１９２８年１月，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检查广州起义问题。会议片面责骂起义领导人犯了军中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广东省委还采取了惩罚主义，对各起义领导人给予处分，认为叶挺“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以留党察看６个月的处分”。
此后，叶挺从香港抵日本，住在一所基督教办的青年会里。随后，叶挺接受党的指示，从日本前往苏联。在莫斯科，他结合自己在起义中的亲身经历与体会，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的详细报告送给党组织，但是却受到米夫、陈绍禹（王明）集团的严厉批评与无情打击。王明等人根本不听取他的申明，不认真看他的报告，仅凭个人主观臆测无理斥骂他。共产国际也没有人理他，都指责他“政治动摇”。广州起义时王明根本不在场，他竟胡编了一篇洋洋万言的《广州暴动纪实》，毫无根据地责骂叶挺对起义“表示消极怠工，于暴动前六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这篇文章特别对叶挺在起义中提出的及时将起义军转移到农村去的正确主张进行了荒唐的批判。叶挺不同意这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但又不容许申辩，感到很大委屈，心情十分难过。他忍受不了这种诬陷，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脱离了党，到德国流亡去了。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叶挺从国外回到澳门居住。他更急切地找寻党的组织，曾经主动写信给正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阳翰笙，要求他来澳门，以便向他汇报自己的情况。后来党组织派张云逸去澳门，与叶挺正式联系。
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曾对叶挺进行利诱，只要他肯反共，就答应委以重要军事职务，但遭到他的严词拒绝。他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政治节操和革命的品德，坚定地等待着党的召唤，随时准备重新投入革命斗争中去。
１９３７年７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努力下，在共同抗战的基础上，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中共中央在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提出了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奔赴抗日前线的主张。８月１８日，蒋介石被迫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淞沪战事爆发后，南京、上海、杭州及长江下游地区形势不断恶化，中共中央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统一整编南方各区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１０月２日，国共双方就此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成为一支抗日部队。双方共同商定请叶挺出任这支队伍改编后的军事领导工作。
１０月１２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颁布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叶挺为军长。１１月下旬，叶挺抵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会见，商谈关于组建新四军的有关问题。大家详细地交换了意见，充分估计了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与问题。叶挺坚定地表示：“麻烦还多着呢，管他，新四军是要搞起来的。你看吧！”
年底，叶挺专程前往延安，向党中央请示关于组建新四军的工作问题。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向他详细介绍了当时国内外形势，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路线与政策。延安特意举行了欢迎叶挺的大会。毛泽东在欢迎大会上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受到党中央如此隆重的欢迎与款待，心情十分激动。他在会上表示：“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叶挺从延安返回武汉后，立刻投入了紧张的筹建新四军的工作。他在汉口太和街二十六号成立了一个新四军筹备处，与项英等领导人一起负责筹建工作。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１９３８年１月，新四军军部于南昌正式成立，下辖四个支队共九个团，全军共一万人。２月，叶挺下令各地红军游击队分别向皖南岩寺地区或皖中舒城地区集中。４月４日，军部亦从南昌迁到岩寺，５月又迁到泾县云岭村。
新四军成立后，党中央及时对新四军的行动方针作出明确的指示：要抓紧有利时机，积极主动深入敌后，在广大农村中开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创造抗日民主根据地。１９３８年２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前往云岭新四军军部，指示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叶挺衷心拥护这些正确指示，并且忠实地努力贯彻执行。他积极支持陈毅等挺进敌后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１９３８年５月，陈毅率一支队向苏南敌后镇江、句容、丹阳地区挺进；７月，二、三支队也分别进入苏南和皖南湛江地区敌后；四支队亦在皖中舒城等地开展。新四军各部进入上述地区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先后创建了苏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主动出击日军，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１９３９年５月间，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指示，迅速展开皖东的抗战局面，加强和统一江北地区部队的领导，叶挺亲自率领一批精干人员越过了长江敌伪封锁线，抵达安徽庐江东汤池地区，巡视江北新四军部队，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任命张云逸为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为副指挥。他还命令第四支队立即挺进皖东，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同年１１月，叶挺奉党中央指示，将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指挥部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向北发展的方针，组织挺进纵队，渡江北上。江南指挥部随后亦渡过长江，改称苏北指挥部。为了协同新四军发展华中，１９４０年５月，八路军二纵部分队伍从冀鲁豫边南下，与新四军会师，成立八路军四纵与五纵。为统一指挥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和八路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华中指挥部，任命叶挺为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到达江北前，由陈毅代总指挥。
新四军的不断壮大发展，引起了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大不安。日军于是频繁进攻新四军，国民党顽固派也经常制造反共磨擦事件。他们互相间甚至勾结起来，以达到消灭新四军的罪恶目的。在叶挺指挥下，新四军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同时主动出击，沉重打击敌人。１９４０年４月间，日军为了巩固长江的交通线，扩大伪化区，调集了第十五、十七、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一万余人，向我皖南南陵、繁昌一带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扫荡”。我部坚决执行叶挺军长的命令，奋起抗击进犯敌人，经过十余天的激烈战斗，歼敌９００余人，将日军的“扫荡”粉碎。９月上旬，日军又集中了一万余兵力，对皖南地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扫荡”，其中５００人经铜陵、繁昌、南陵等地直扑云岭，企图包围我新四军军部。叶挺命令部队坚决粉碎日军的进攻。全体指战员在军长的激励下，抱着与皖南国土共存亡的战斗决心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
汀潭离新四军军部云岭约七八公里，是敌人进犯云岭时的必经之路。叶挺亲自率领特务团一营和教导队一部分队伍，赶到汀潭与一团战士们一起阻击敌人。他察看地形，作出部署，命令爆破队在敌人必经之路埋设地雷。三里店是个峡道口，一边是山坡，一边是陡涧，叶挺又在这里布置了伏兵。当趾高气扬的日军骑兵经过三里店时，即遭我军伏击，死伤多人，连河水都染红了。敌人还不死心，跨过三里店继续向云岭进犯，结果又于螺丝桥地方遭我伏击。逃脱的敌兵碰上我埋设的地雷，又被炸死多人。
日军一连发动的十多次进攻都被新四军打退，凶恶的侵略者始终无法攻占云岭，且遭到重大杀伤，遂窜犯泾县县城。叶挺命令部队东进追击，把日军包围在泾县县城一带。叶挺将临时指挥部设在城北一间小屋子里。这里离火线很近，敌人出动飞机向我阵地狂轰滥炸，炸弹不断落在指挥部附近。但叶挺毫不畏惧，镇定自若地继续指挥作战。他还冒着敌人炮火，亲自拍摄了不少作战的镜头。在叶挺指挥下，我军英勇攻击，敌军弃城北窜，我军乘胜收复了径县县城。是役战果辉煌，新四军威震大江南北，赢得了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誉。
作为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在领导新四军艰苦卓绝地进行民族解放事业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赢得了党和中外人士的高度赞誉。毛泽东称誉他“领导抗敌，卓著勋劳”，一些外国进步人士也称赞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１９４１年１月，蒋介石以八万人的重兵围攻新四军军部及皖南所属部队９０００人，叶挺到国民党军中谈判时被无理扣押。蒋介石炮制了皖南事变后，竟然颠倒是非，于１月１７日悍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并扬言将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皖南事变的滔天罪行，党中央立即采取了坚决回击的方针，决定重整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以示抵制国民党顽固派妄想取消新四军的反动军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与文件，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实质，说明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反对国民党进攻的方针。中央军委发表谈话中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其中包括要求立即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在重庆，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正抗议，并在《新华日报》发表了“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所有这些，都是叶挺被俘后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坚强后盾与有力支援。对于叶挺在皖南事变中的英勇表现，周恩来高度评价说：“在皖南事变时他（叶挺）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
叶挺于１９４１年１月被俘后，至１９４６年３月被释放前这五年多的时间内，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囚禁于江西上饶、四川重庆、湖北恩施及广西桂林等地。任凭国民党反动派怎样百般折磨和威迫利诱，叶挺始终像傲雪青松一般，巍然挺立，坚贞不屈，英勇斗争，直到胜利，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气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叶挺被囚禁于重庆期间，蒋介石曾向叶挺提出：“只要答应写一个声明，说皖南事变是共产党的责任，就可以委任你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甚至当司令长官也可以。”叶挺当即表示说：“这些事情现在不谈，要首先谈释放新四军的人。”蒋介石说：“你的人都是共产党，不能释放。”叶挺批驳说：“不敢对部下负责的人，怎能做委员长的部下！”蒋介石无言以对，嚷道：“算了！算了！”狼狈离去。
叶挺被囚于重庆渣滓洞集中营期间，用自己的生命和血，写下了一首题为《囚歌》的气壮山河的不朽诗篇：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深地知道——
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等从延安赴重庆，与蒋介石就和平问题进行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一再与蒋介石交涉，要求立即释放叶挺及其他被扣同志。经过反复的斗争，终于迫使蒋介石答应释放叶挺。
１９４６年３月４日，被扣押长达五年之久的叶挺，终于获释了！出狱时，国民党当局给叶挺送来一套军官呢制服，要他穿上离开。叶挺鄙屑地说：“我不换！我要穿着新四军发给我的军衣回去。”当天下午６时多，在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陪送下，叶挺回到重庆中共代表团住处，受到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陆定一、博古、廖承志等的热烈欢迎。在代表团住处周围，张贴着“欢迎叶挺将军”、“叶挺将军是人民军队的光荣”等标语，人们还燃放了鞭炮。叶挺十分激动地与大家握手、拥抱，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一些新闻记者也闻讯赶来向他采访。他当场对记者们说：“中国人民的事业，不是哪一党哪一派可以做完的，希望大家来为民主团结而努力。”他还严正要求国民党当局继续释放其他被扣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当一位记者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时，他不假思索地说：“除了为人民外，还有什么？！”
中共代表团为叶挺举行了欢迎会。叶挺在会上激动地说：“在这五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想的很多。我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我认识清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国家，也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人民走向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局面。”他在会上还表示自己要继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斗争，请求党中央立即给自己分配工作。
叶挺出狱后第二天，立即致电党中央，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电文说：
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已于昨晚出狱，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党中央对于叶挺的一贯表现十分了解，立即决定接收他为中共党员，并复电叶挺。电文说：
亲爱的叶挺同志：
５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峻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为了祝贺叶挺出狱和入党，叶挺的一些战友阳翰笙、郭沫若等在重庆一家饭店设宴，邀请叶挺全家吃饭。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等也参加了。大家一再举杯为他祝贺，他恳切地说：“马列主义给了我理想和信念，党组织不断给我教育和帮助，使我认识到一个真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党走的路，就是我走的路。我个人是渺小的，除了为人民，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还能有什么？我迫切想到延安去，到人民中间去，贡献自己的一切！”
４月初，叶挺奉命赴延安参加党的整军复员会议。４月８日，他与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一同登上飞往延安的飞机，他的夫人李秀文与女儿扬眉等也同机前往。飞机不幸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这一年，叶挺正好是５０岁。
４月１８日，延安隆重举行了有三万人参加的悼念大会。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出席大会并讲了话，高度评价了叶挺光辉的一生。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叶挺，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