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贤江，1895年4月1日生于浙江省余姚县云和乡杨家村一个小手工业家庭。父亲杨树芳以裁缝为生。母亲方氏除操持家务外，还经营三亩薄田。杨贤江自幼勤奋好学，从7岁开始，先后在杨家村塾、奚山初级小学堂和泗门镇诚意高级小学堂读书。在学期间，杨贤江不仅学习成绩优良，而且懂得了许多救国救民的道理。1911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诚意小学堂后，便被破格留任为教师，成了一位深受学生和家长欢迎的“小先生”。半年的教书生活，使他对这一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使他深感学识不足，决心深造。他对父亲说：“教师的职务，不是可以轻易担当的，我只高小毕业的程度，就出来当教师，深感自误误人，将来同乡村学究一样，不免成为教育的罪人，不如再进师范，研究教育上的种种原理，待知识增长，有了根底后，到那时就不发愁了。”父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听了杨贤江的一席话，认为儿子的志向很好，同意了儿子的请求。
1912年秋，17岁的杨贤江离别故乡到杭州，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以求索的精神，勤学苦钻，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当时的浙江一师，不仅是浙江省最有声望的学校，也是江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场所之一，校长经享颐是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在全国教育界颇负盛名。不少知名学者如李叔同、夏丐尊、陈望道等，先后在此任教。他们不仅有渊博的知识，而且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为人师表，深得学生们的尊敬。杨贤江受到了他们多方面的教育和培养，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
杨贤江在良师的教育下，懂得师范生必须具有高尚的品德、丰富的学识、强健的体魄，才能“为人师，为人范”。教师肩负着培养“国之花，未来之主人翁”的重任，作为一个师范生，不能仅以“自善其学”为归，还需兼习“善人之学”，尤其需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他决心自发奋勉，培壅根底，不负将来为人师表的光荣称号。在“一师”学习五年，他遵照“勤慎诚恕”的校训，刻苦攻读，除认真学习课内各门课程外，还广泛阅读各种书刊。星期日和节假日，他经常流连于校藏书楼、校友会阅览室、省立图书馆博览群书。凡能搜集到的文学、历史、教育、心理、哲学、逻辑、伦理的各种书籍报刊，无不潜心苦读，同时也涉猎自然科学、体育卫生的书刊。他又在夏丐尊先生的指导下自学日语。他读书“不以记诵章句为能，而以实地受用为贵”；不以了解现成的结论为满足，而是旁征博引，探索钩玄。他认为读书不能尽信书，尊师不能依赖师。要通过自己刻苦的学习，为将来从事教育事业培壅深厚的根基。除了刻苦学习并经常向《学生杂志》投稿之外，他自律严谨，极为重视自我道德修养，生活作息也有严格规定，并认真实践。五年的师范教育，不但为他打下坚定的教育理论和广泛的人文社会知识基地，而且形成了他高尚的教师品格。
1917年夏，杨贤江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同年秋，他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请，先后担任过学监和教育科助理。为了实践献身教育事业的理想，他在完成本职工作外，还进修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并参加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函授部英文科学习，曾获得成绩最优奖学金。在此期间，他一面学习，一面翻译教育理论方面的文章。
在南京高师工作期间，他有机会同陶行知先生等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共事，并接触到许多青年学生。他工作认真，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去，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在和学生们朝夕相处中，建立了真挚的感情。这为他后来从事青年指导工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在南京高师工作期间，他结识了当时正在武汉中华大学学习的恽代英，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在那个时代，杨贤江和恽代英的思想观点，都属于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主义思潮的范畴，是鼓舞、激发青年学生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力量。就是这种共同追求和共同理想的思想基础，促成了这两位相距千里的知识青年，从互相仰慕到直接通信联系，交流思想、研究学问、相互帮助、探讨真理，进而成为挚友，并肩战斗，为中国革命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在南京高师工作期间，正逢五四运动爆发，南京的学生、工人和商界代表5000余人集会，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会后游行示威，并到江苏省督军署和省长公署递交请愿书。杨贤江亲自经历和目睹了这场伟大的爱国群众运动，深受教育。同年10月，杨贤江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发起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结识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影响下，杨贤江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并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用来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1919年11月，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成立时，他被选为分会书记，并担任分会会刊《少年世界》的编辑，后来又被选为总会的评论员。少年中国学会原是以改造中国社会为宗旨的团体，在全国有广泛的影响，但会员成份复杂，其中有共产主义者，也有国家主义派的人物，内部思想斗争很激烈。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除出版刊物外，经常举行讨论会、演讲会。凡是新出现的社会思潮、学术观点，都是会员们座谈、讨论的话题。当时所讨论的有五四运动的新思想、新文化，马克思主义新学说，也议论有关“实用主义”、“教育救国论”等问题。杨贤江平时说话不多，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然而他一发表意见，都头头是道，口才很好，理论水平也高。杨贤江在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中起过积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他的思想发展和变化，在政治上逐渐地成熟起来。
1920年，是杨贤江的一生中思想转变的关键一年。当年9月，杨贤江辞去南京高师的职务，前往广东省高要县(肇庆)担任县立国民师范补习所教务主任，并讲授教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课程。当他兴致勃勃到达肇庆的时候，正值粤桂军阀战争爆发，兵荒马乱，水陆交通断绝，所有学校早已停课，校长、教员、学生都逃得无影无踪，学校校舍变成军阀的兵营。杨贤江在肇庆被兵匪困居50余日不得解脱。他亲眼看到了军阀的残暴和人民大众的疾苦，受到很强烈的刺激，促使他更深刻地思考着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他反省了自己的思想，开始把个人的理想和社会的改造联系在一起。他深有感触地说：“不管什么救国，什么护法，名目怎么好听，战来战去，终是平民吃亏。生命损失，财产损失，试问谁来赔偿?”他在赴广东的轮船上，看到坐统舱的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十分感慨，更加认识到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他明确地宣告：“我的理想，在把全人类的生活，要都能够有幸福，故不满意于现代的财产制度。”
这次广东之行，杨贤江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对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社会问题却起了很大作用。虽然这时候他的世界观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却是前进了一大步。
1921年初，杨贤江到了上海，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学生杂志》的编辑。当时的上海，是中国南方文化的中心，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刚刚建立，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正在积极开展建党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开展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在这里，杨贤江结识了沈雁冰、董亦湘等共产党员，在他们影响下，他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地阅读《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杨贤江多年探索的社会改革道路，终于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找到了答案，他决心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1922年5月，杨贤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便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身份，为党为人民的事业更加积极地工作。
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学生杂志》，创刊于1914年7月，是以中学生为对象，以辅助学业交换知识为旨趣的学艺性刊物。五四运动以后，为顺应潮流，亟须作一番改革。杨贤江一到任就从内容到形式对《学生杂志》进行了彻底改革。他把《学生杂志》作为宣传革命道理、团结教育青年的阵地。在他负责编辑的六年中，他经常为刊物撰写社评，揭露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抨击封建军阀黑暗统治，剖析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指引青年学生走革命的道路。他还开辟“通讯”与“答问”专栏，亲自回答青年学生所提出的各种问题。问题涉及思想、政治、读书、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他所写的社评，揭露深刻，批判尖锐，立论新颖，生动通俗，受到广大的青年学生的欢迎。同时，通过《学生杂志》，他同全国青年学生有了广泛的思想、感情的交流和联系。他从青年的生理、心理诸方面的特征进行研究，在中国首先提出了对青年以革命人生观为核心的“全人生指导”，形成了一套具有重要意义的教育理论。杨贤江在编辑《学生杂志》的六年中，仅发表的社评、文章和译文，就有200多篇；通讯100多件，答问1500多题。单从这些数字上就可看出，杨贤江在教育青年学生方面是花费了多么大的精力和心血!
在杨贤江的精心编辑下，《学生杂志》这个普通的青年学生读物，从内容到形式都面貌一新，在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等方面均堪称全国学生杂志之冠。青年们认为，《学生杂志》是“学生界定期刊物中思想最高尚、最纯洁、最切实、最缜密、最普遍而又是最富于革新精神的杂志”，称颂它是引导青年走入光明之路的“明灯”。称赞杨贤江是青年一代最好的指导者。不少青年受《学生杂志》影响，走上革命道路。
1923年党的三大以后，全国青年学生运动在党的指导与影响下，发扬“五四”精神，有了很大的发展。学生们冲破了军阀政府种种束缚，积极开展各种政治活动，要求参加革命的党团组织。但是，青年学生的这一进步行动，却遭到了教育界守旧复辟势力的非难。他们竭力反对青年学生过问政治，反对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活动，尤其反对青年学生参加革命的政党。
针对这种情况，杨贤江在青年学生中积极地开展工作，并在《学生杂志》上开展了一个“学生干政问题的讨论”，组织各地青年学生批判学校脱离政治的现象，提倡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参加革命斗争，一时震动了整个教育界。
杨贤江通过对青年学生正面的教育和引导，启发他们积极向上的精神。他先后发表了《学生与政治》、《求学与救国》、《青年学生救国的途径》等文章，还写了《关于学生干政问题》、《关于学生救国问题》等通讯，提出了“求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求学”的口号，揭露那些反对“学生干政”的人，是企图把青年学生培养成“温文尔雅，闭户潜修，规行矩步，安分守己；生病是常事，‘口呐呐然’还是君子人的本色”的书呆子。指出：“学校教育的出产品竟然是这些‘宝贝’，何以担负救国的责任!”他教育青年学生“要做活的进步的青年，不要做死的陈腐的青年”，就必须参加“以打倒利用军阀侵略中国的列强及勾结列强压迫国民的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为了更好地指导青年参加革命运动，杨贤江还号召所有的教育者共同来关心这一工作，他说：“只有革命的教育才是中国需要的教育，只有革命的教育者才是中国需要的教育者。做教育者的人不但应当指导学生去革命，还应当指导群众去革命。”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学生干政问题讨论”的深入，1924年初，杨贤江又组织了“学生入党问题的讨论”。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教育青年，认为要实现社会的改造，各革命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并且“需要有真正为民众谋利益的政党负组织领袖之责”。杨贤江还向青年学生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号召立志于革命的青年学生，应“加入那些有改进思想，有正确主张，有切实计划的党……做一个不是挂名而是有力的党员”。
杨贤江组织学生干政与入党问题的讨论，对广大青年学生提高思想认识，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许多青年纷纷写信给杨贤江，表示要积极地参加革命运动和革命政党。
杨贤江在教育和指导青年学生参加政治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的同时，对那些毒害青年学生的反动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一些顽固守旧文人，提倡学校读经，注重国学，在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复古逆流。1924年2月，杨贤江以上海澄衷中学策问式国文会考为例，在《学生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国故毒》的社评等文章，发动了对国故派的系统批判。号召“凡不甘受束缚的青年学生，应该对于这种行为竖起‘反叛’之旗，大喊一声‘革命’!”由此引起轩然大波，拉开一场文化教育上的反复古斗争，使青年明确学习方向，阻止复古运动的发展。1924年这场反对国故派复辟活动的斗争，对指引青年学生冲破旧势力的罗网，排除国敌派的障碍，参加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
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一次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杨贤江积极投入大革命洪流，成为一名英勇的革命战士。
1924年，杨贤江当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国共合作后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除与恽代英并肩战斗共同指导推动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外，还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其他各项斗争。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他参与领导了“三罢”斗争，与沈雁冰、侯绍裘等发起组织了“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分赴工厂、商店、学校演讲，广泛发动群众，并指导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1926年下半年，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为了集中力量从事革命活动，杨贤江于1926年底离开《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动了工人武装起义，杨贤江代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积极参加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的两次武装起义，均因条件不成熟和缺乏周密的准备而遭到了失败。在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闸北激战中，杨贤江组织的以上海大学为主的学生纠察队，配合商务印书馆工人武装参加了攻占天通庵车站的战斗，接着又投入了对北火车站敌军的围攻。起义胜利后，杨贤江代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立即参加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民政府的组织和筹建工作。他废寝忘食，四处奔波，为争取和团结各阶层人士，建立上海人民自己的政权而忘我工作，为此与蒋介石、白崇禧等国民党右派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3月29日，杨贤江在一片欢呼鼓掌声中宣布上海临时市民政府的成立，并致词说：“临时市民政府产自民众，受民众监督，革弊为建新猷，是为民众谋幸福。”就这样，在杨贤江等人的斗争下，蒋介石公开抢夺上海市政权的阴谋遭到破产。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杨贤江被列入蒋介石的《通缉共产党首要令》的名单中。党组织安排他秘密离开上海到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担任《革命军日报》社长。不久，汪精卫又叛变革命，实行“清共”大屠杀。他又被迫离开武汉，历尽艰辛，回到上海转入地下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转入低潮，有的人灰心丧气，情绪低沉；有的人动摇甚至叛变。而杨贤江对革命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他立场坚定，保持镇静、乐观的态度，继续进行艰苦的革命工作，不屈不挠地斗争着。他坚信革命终将胜利。他认为：中国革命这样伟大的事业，决非一蹴而成，它要经过多次的涨潮和退潮，然后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他照常有计划地读书、写文章，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27年底，上海的形势越来越险恶，党中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指示部分处于危险境地的党员出国隐蔽。组织上派杨贤江到日本去，既是避难，同时又担任中共留日学生的党组织负责人，一方面领导中国留日学生中党的工作，另一方面安排避难于日本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杨贤江东渡日本时化名李浩吾，旅居京都。当时日本警察厅对共产党的活动也严加取缔，日本警察经常登门“拜访”，监视他的活动。有一次日本警察对他说：“你改了名字，其实我们都知道你是杨贤江，是共产党员。”威胁他不准进行革命活动。可是，杨贤江机智地躲开了警察的监视，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28年，董必武、钱亦石、林伯渠等著名共产党人，都是在杨贤江的帮助与具体安排下经过日本，取道海参崴前往苏联的。避难于日本的沈雁冰、郭沫若等知名人士，也得到了杨贤江的照顾和帮助。杨贤江在日本除了继续革命活动外，还从事社会科学和教育科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
由于日本环境恶化，杨贤江受到日本警察的监视迫害，生活上也很困难，于1929年5月回到上海，担任党的地下文化委员会委员，和其他同志一起发起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并继续潜心研究和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译著。从1927年底到1930年，他在《教育杂志》、《妇女杂志》、《新思潮》等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教育论文，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他还以李膺拓、李浩吾、柳岛生、沈康等笔名，翻译出版了《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世界史纲》、《新兴俄国的教育》、《苏维埃共和国新教育》和《青年的心理和教育》等五本著作。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在1929年5月和1930年2月先后撰写的《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两本专著，这是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教育史和教育原理的著作。《教育史ABC》，是中国第一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教育史，根据社会发展形态来叙述教育发展过程的著作，使中国的教育史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新教育大纲》是杨贤江按照党中央文委部署，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而撰写的“新兴社会科学丛书”之一。它第一次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地揭示了教育的原理，正确地论述了教育的本质和作用、教育和经济、政治的关系，并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当时的实际相结合，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统治者把教育作为欺骗人民、压制革命的手段，也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种种教育理论的错误。他的批判，在当时的文化教育界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正是这一巨著和《教育史ABC》，奠定了杨贤江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的历史地位。
国民党反动派对《新教育大纲》恨之入骨，将它列为禁书，不准发行和使用。但真理是封锁不住的，该书仍在青年学生中秘密传阅，并被苏区师范学校和国统区的进步师范学校选用为教材。
杨贤江创立的教育理论，澄清了当时一切非科学的教育观点，在教育学领域内充实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想，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白色恐怖下斗争十分尖锐，环境恶劣，在党中央文委工作期间，上海的形势日益险恶，国民党特务四处活动，党的组织屡遭破坏。杨贤江是被通缉的对象，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很多，在这样极其危险的环境中，他很少考虑个人的安危，而是把党的工作放在第一位。
杨贤江为党的事业东奔西跑，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他靠“卖文为生”，终日伏案写作，以低微的稿费维持生活。长期的营养不良使他高大而结实的体格，越来越显得消瘦和虚弱。他忍受着阵阵发作的病痛，以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在理论阵地上坚持斗争，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最后的贡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31年7月，杨贤江终于病倒了，经医生诊断是肾结核。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国内无法医治。党组织和同志们非常关心他的病情，想方设法送他去日本治疗。8月9日，杨贤江因医治无效，逝世于日本长畸一家医院里，终年36岁。
“脚踏一天星斗，手摇万里河山”。这是杨贤江在日记中写下的誓言，他短短的一生就是这样战斗过来的。虽然他只度过了36个春秋，然而他短促的一生却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他的著述是学习与研究教育科学和青年工作的宝贵文献，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孙学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