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亨瀚，湖南省益阳县埠镇人，1894年11月16日生于一清末秀才家庭。他从小读书习文，9岁到他父亲执教的益阳龙洲书院读书。他学习异常用功，接受能力极强，特别是喜爱新文化、新思想，每逢作文、讲演，他总是名列前茅，深得老师好评、同学钦佩。为纪念戊戍变法失败十周年，他邀约一些好友在县城文昌阁聚会，慷慨陈辞，激烈抨击清政府的腐败，被县知事视为危险分子加以监视。他在益阳呆不下去，便背井离乡，只身来到省城长沙求学，寻找人生的前途和国家的出路。
辛亥革命前，15岁的熊亨瀚考入益阳驻省中学，结识了同乡、同盟会员、湖南新军49标的营级军官刘文锦等人，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反清活动。武昌首义后，新军光复长沙，响应武昌革命，他积极组织学生举行庆祝活动，并参加学生援鄂敢死队。有志不在年高，他虽然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但是却很快成了最积极的骨干。在敢死队500余人誓师出发时，他发表誓词说：“义师无敌，胜利在望，革命的成败，民族的存亡，有重于个人的生命。我们应以敢死的决心，巩固武昌起义的胜利，赢得中华民族的新生，我们死亦无悔，虽死犹生。”他们到达武昌，受到战时总司令黄兴在普文中学的接见。后因南北议和，敢死队被解散。他回到学校时，因受到校方的斥责，愤而离校，改进长郡中学读书。为了表示自己革命的决心，他写了《少年行》一诗：
湘江浪打船，衡岳雾弥天。
莫畏长途险，吾曹是少年。
在长郡中学读书期间，熊亨瀚因积极参加声讨袁世凯的斗争，在集会上揭发袁世凯背叛民国的种种罪行，号召以真理战胜强权，以民主推翻独裁，遭到袁世凯党羽的迫害，不得不于1913年秋，随刘文锦亡命日本。这时，他的心情非常沉重，沿途写了不少诗篇，表达“风雨神州，男儿急国仇”，“唤起轩辕裔，生当报国时”，“谁能掣巨鳌”，“大业赖吾曹”的忧国报国壮志情怀。
熊亨瀚到日本后入东京神田法政学院学习，举目无亲，在东京的生活十分艰难，后来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就于1915年回国参加了编辑《真共和报》的工作。
后来，《真共和报》被查封，熊亨瀚回到长沙，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曾应聘到护国军第三路军总司令部当秘书。总司令是当过湘西镇守副使的周则范，是他的益阳同乡。1919年秋，周则范为部属廖湘芸杀害，他愤而辞职回家。他应周则范的父亲周肃恂之聘，赴上海筹办《求实》杂志社，又由于经费困难，未能如愿，只得怏然返湘。然而五四运动在全国掀起的革命巨浪，却使他大开眼界，深受影响。他决心不再当抱残守缺的腐儒，而是要在群众斗争大风大浪中有所作为。
熊亨瀚在家乡与进步青年组织益阳公民自治会，并编辑出版《资江》杂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抨击封建势力。1921年秋，他接到了湘西驻军司令蔡钜猷(益阳人)请他回原部复职的邀请，同时又收到了益阳驻省公所主任廖耀彬聘他到育才中学当教务主任的聘书。他认为办教育是开发民智，培植人才和改造社会的最好途径，于是在这两项聘任中，他选择了后者，并撰了“读万卷书，还须行万里路；享百年寿，何如作百世师”的对联自勉。
熊亨瀚非常钟爱教育事业，在长沙任教期间，十分注重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引导大家关心社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带领学生参加过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举行的群众大会；参加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沙制造“六一”惨案的斗争，呼吁各界奋起“救国救学生”；他还与广东孙中山的大本营联系，为程潜筹建的讲武堂秘密招生，先后有数名学生经他介绍从育才、长郡等校奔赴了讲武堂。
国共合作以后，熊亨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在192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同夏曦、李维汉、郭亮、何叔衡、谢觉哉等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湖南省会公法团体组织青沪惨案雪耻会，他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之一。他还在教育界做了很多宣传发动工作，并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为反对赵恒惕对爱国反帝运动的镇压，他和徐特立等人一道，发动各校学生利用暑假回乡的机会，组织演讲队，分头下乡开展宣传；还为宣传队起草和印发传单，号召大家团结民族，实行平民革命，内除国贼，外抗强邻。
熊亨瀚在反帝爱国运动中，与共产党人何叔衡、夏曦、郭亮等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而且由于《通俗日报馆》编辑蒋兆骧、龚饮冰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增强了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他的写于1925年的《登云麓》一诗，表现了他此时的情怀：
结伴登云麓，参观黄蔡墓。
何须盖代名，革命为归宿!
熊亨瀚要以“革命为归宿”的愿望实现了，1926年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先锋战士。从此，他将个人的奋斗汇入到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之中。他在这一年所写的《长江百首》，反映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与从事革命的豪情：
浩叹向重洋，源头只滥觞。
终知吾道胜，不畏敌人强。
九曲是黄河，长江曲亦多。
终将入东海，挥剑斩鼋鼍。
熊亨瀚入党后，为了专心从事革命活动，他辞去学校职务，任湖南省反英讨吴行动委员会宣传部主任，同时负责湖南临时人民委员会委员的工作。同年初夏，他和夏曦等赴衡阳，争取有“反北附南”倾向的唐生智参加北伐。他通过同乡熊畅的引荐，与夏曦会见自己的同乡同学、唐生智部十八团团长吴尚和同乡刘文岛，然后通过他们与唐生智取得联系，经过陈说利害与北伐形势的影响，唐生智决定进兵长沙，讨伐叶开鑫。接着，唐生智在衡阳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并成立了湖南省临时政府，熊亨瀚被委任为电话总局局长兼军法处处长。7月初，北伐军由湖南向北推进，他担任了湖南各界救护慰劳代表团团长，与其他副团长一起，沿途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冲锋队、侦探队、运输队、救护队等支援北伐。在从事隐蔽的群众工作中，他蹲过苇塘，舂过米，砍过柴，共历时1个月左右，于8月才回到长沙。他的爱人见他消瘦了，要留他在家多住几天，然而，第二天他留下“也怜香雾湿云鬟，一阵柔情一夕欢；暴雨惊雷残梦碎，支支大厦庇人寒”的《示妻》诗就又匆忙上路了。
北伐军攻占长沙之后，各革命团体公开活动。在8月16日召开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上，熊亨瀚作了筹备本届大会的报告，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部长。大会结束后，按照中共湖南区委的指示，他辞去了湖南省临时政府电话总局局长和军法处长的职务，只担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兼《湖南通俗日报》馆馆长之职，从事宣传舆论战线上的斗争。
为了保持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中的领导权，当时中共湖南区委还公布了一份熊亨瀚、谢觉哉退出共产党的声明，这本是工作上的需要。然而他因此却“长久被一些同志骂为‘官僚’、‘投机分子’”。但他不顾个人得失，忍辱负重，毅然根据党的决定办事。他根据当时宣传形势的需要，确立了面向工农，促进国民革命的办报方针，使得报纸发行量骤增，并与谢觉哉主持的《湖南民报》相配合，有力地推动着湖南大革命运动的进展。在农民运动中，他以《湖南通俗日报》为阵地，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发挥了有力的鼓动作用和批判作用。为了驳斥国民党内“左社”分子对农民运动的攻击，他大力报道了全省农民运动的实况，揭露各地土豪劣绅破坏农民运动的罪行。他还撰写了《造起反来》等鼓动性很强的文章，编辑出版了《民权周刊》，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为号召，批驳“左社”分子的一些谰言。同年冬，他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到益阳考察农民运动，抓住泉交镇农民协会会长刘少秋惨遭团防局长曹明阵杀害这一重大事件，在县党部组织的各界欢迎会上指出这是反动势力企图破坏农民革命的阴谋手段，必须立即捉拿并严惩凶手。他还在县城主持召开追悼大会，慷慨陈辞，为农民讲话，迫使县长蒋宪披麻带孝，叩祭烈士陵墓，大大助长了农民运动的威风。他回到省城，除向国民党省党部汇报此行所见所闻外，并为《湖南通俗日报》馆写了1927年元旦门联，高度赞扬大革命席卷三湘带来的大好形势。门联写道：
揭开四千年间黑幕，为亿万民众大放光华，可谓自开国以来，第一个一月一日。
联合廿二行省义师，向直鲁军阀齐张挞伐，宜其于旌旗直指，皆同仇同忾同歌。
熊亨瀚不畏权势，处处把工农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在益阳考察时，正赶上益阳各界组织盐案清查委员会，捉拿了大恶霸益阳县榷运局正办周天爵和贪污巨额盐款的榷运局收支曹荣，并向省署告发了他们的罪行。由于周的弟弟、北伐军团长周维寅出面庇护，省政府对此案久拖不决。益阳各界代表30余人，先后3次到省署请愿，形成轰动长沙的“益阳盐案”。见省政府态度如此暧昧，熊亨瀚心中十分气愤，他毅然退回了湘岸榷运局委他父亲熊浩园为靖港榷运局正办的委任状，义正辞严地揭露了周、曹的罪行。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后经省党部第四十七次执行会决定，将周、曹两凶犯送交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治罪。
熊亨瀚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他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1927年春，担任了省民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后补选为常务委员)、湖南人民收回海关主权运动委员会委员和中国济难会湖南分会的执行委员兼交际部主任。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中，熊亨瀚密切注意着时局的发展，看到军界领导人在各自的地盘上称霸一方，提高了对新军阀势力的警惕，在何键等招待国民党省市党部及各机关团体的宴会上，曾明确地指出：“军事领袖必须受党的指挥。如果党的权威不能指挥军事领袖，那就非常危险，就有造成新军阀的可能……大家应该抱定决心，反对军事领袖指挥党，打倒党内外一切反动派!”时隔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湖南反动派也蠢蠢欲动。面对敌人的反革命行径，熊亨瀚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省城铲除反革命分子的10万人示威大会上他大声疾呼：“我们革命，要将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蒋介石、张静江等派及一切反动势力，均以俄国十月革命的精神，将其铲除净尽，实现民主政治。矛头直指一切反动派。
马日事变之后，血雨腥风笼罩着湘江两岸。受中共湖南省委的派遣，他曾两度奔赴衡山县，组织军事委员会，扩大农民自卫军，参加了农军围攻长沙的军事行动。撕掉了伪装的国民党当局露出了本来面目，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并下令通缉夏曦、郭亮、熊亨瀚等人。
处于危险境地的熊亨瀚被迫离开长沙，在家乡隐居了约1个月，即从洞庭湖去武汉。不料，汪精卫又公开叛变革命，武汉三镇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就在此时，传来了南昌起义的喜讯，这对于熊亨瀚来说，无异于黑夜中见到了光明，他高兴极了，当即便决定去江西参加起义。
船到九江，南昌起义部队已经转移，熊亨瀚扑了个空，他只好改变计划北上彭泽，在一位夏姓亲戚的帮助下，在县城开了一家杂货店，等待时机。找不到队伍，找不到组织，他心中十分苦闷，1928年春，他又到了汉阳鹦鹉洲，在“湘益隆”杂货店的掩护下，加紧同组织的联系，“湘益隆”事实上成了一个联络点。后来又在武昌码头工人张世林家设立了另一处联络点。从此，他白天扮作客商外出活动，夜晚以打牌约集同志研究工作，并物色武汉公安局两个益阳的青年警官作内应，设法营救被捕同志。在危险的环境中，他的革命干劲丝毫不减，执著地进行着艰难的工作。
敌人的血腥镇压越来越疯狂，向警予等著名共产党人先后在武汉被捕就义。熊亨瀚亦被益阳县清乡督察员侦知，电告湖南省督办署“拿办”。湖南军阀鲁涤平密电武汉卫戍司令部火速派人捉拿。11月7日，熊亨瀚在鹦鹉洲渡江处被敌人逮捕。在狱中遭受严刑逼供、残酷拷打，但熊亨瀚坚贞不屈，不怕牺牲，给妻子詹月如写了《绝命遗书》，“人生自古谁无死，余之死，非匪，非盗，非奸，非拐，非杀人放火，非贪赃枉法，实系为国家社会含冤负屈而死。扪心自问，尚属光明，公道未泯，终可昭雪。”并自挽道：
十余载劳苦奔波，秉春秋笔，执教士鞭，仗剑从军，矢忠护党，有志未曾伸，此生空热心中血。
一家人悲伤哭泣，求父母恕，劝弟妹忍，温语慰妻，负荷嘱子，含冤终可白，再世当为天下雄!
27日湖南军阀急不可耐地将熊亨瀚押解回长沙，省清乡督办署执法处当晚就进行了审讯，企图从他嘴里得到湖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情况。他大义凛然，昂首无言，任审讯官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他只讲一句话：“杀就杀，何必多言!”何键了解熊亨瀚是硬骨头的共产党人，再审下去也不会有任何收获，便用笔批写道：“熊亨瀚三字，就是罪证，不必更问，枪决就是”，并决定立即行刑。
次日晨，熊亨瀚在大批匪兵押解下，神态自若，昂首挺胸，向识字岭刑场走去。当他看到二弟熊熙才夹在人群中哭泣时，他沉重而清晰地说道：“三伢子，好好保养父母，我去了!”他走到刑场，站在一株大树下，厉声地说：“就在这里动手吧!”在连续的枪声中，熊亨瀚倒在了血泊中，时年34岁。
熊亨瀚牺牲后，师友们集资收殓了他的遗体，运回老家，亲友们用泪水和挽联为他送葬。痛失爱子的老父亲题联挽子：“蜡烛有心还惜别，鹦鹉前头不敢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家乡五羊坪人民，又两次为烈士整修陵墓，并撰写了墓联，生动地描写了烈士革命一生的风采和精神：
发轫忆当年，洞庭月，汉口风，长剑走天涯，功垂九域春如海；
举头思志士，睢阳齿，常山舌，丹心昭宇内，血溅三湘鬼亦雄。
(段选青夏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