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东京审判时中国法官倪征燠、梅汝璈的主要责任在于“拿下”三个人，将其送上断头台，此三人就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为何不包括地位更高的东条英机？因为东条是对美开战的首相，美国人不会放过他；而板垣等三人的主要罪行是阴谋制造“九一八事变”和实施南京大屠杀，如果不能让他们伏法，按倪征燠的说法，将“无颜见江东父老”。
“高级参谋”并非闲员
在此三人中，板垣无疑应该列为祸首，因为他是密谋、实施“九一八事变”，及制造伪满洲国的第一责任人，其时石原莞尔和土肥原贤二只是他的帮手。关于这些，在日本“板垣征四郎刊行会”所编的《板垣征四郎》一书中，以很多直接亲历者的证言表述得很清楚。该书曾于1988年由长春文史委员会翻译印行。
板垣在日本号称“中国通”，其在中国活动的资历几乎无人可比。他于1904年10月从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后两个月，即以第2师团第4联队步兵小队长身份参加日俄战争，在奉天郊外红土岭会战中腿部负伤。伤愈后，主动要求到中国驻屯部队服役，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任职。1908年回国晋升步兵中队长，又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于1916年被参谋本部派赴云南昆明，在发动讨袁“护国起义”、宣布云南独立的蔡锷、唐继尧部当顾问。1919年7月，又转调当时驻扎在武汉的日军“华中派遣队”任参谋，并与同在该队任参谋的石原莞尔建立起终身友谊。1921年板垣回国晋升步兵大队长，次年调参谋本部兵要地志班并兼陆大教官，获得在中央机构研究中国问题的机会。1924年再度来到中国，任北京大使馆武官辅佐官，与武官本庄繁建立起最初的个人关系。1927年回国任参谋本部部员，不久派赴关东军第10师团第33旅团任参谋，参加了当年6月日军首次出兵山东青岛的侵略行动。1928年3月，板垣出任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长。任职仅一年零两个月，就发生了由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密谋策划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此次行动失败后（张学良易帜，关东军抛弃张作霖、直接控制东北的阴谋落空），为消除负面影响，河本承担责任退出现役，但他借推荐继任者的优先权，提议由板垣接任其关东军高级参谋的职务，同时推荐石原出任作战主任参谋，均被参谋本部采纳。本来，参谋本部任命板垣为第33联队长，即考虑到该联队拟定于1928年“渡满”驻扎东北，而在中国久经历练的板垣，早已成为公认的最佳人选。此时河本推荐板垣，即有让板垣在更重要位置继承其未遂之志，在满洲“大干一番”的用心。
从以上履历来看，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板垣已经5度出入中国，在中国逗留时间长达18个年头。日本陆军中素有三大“中国通”的说法，而板垣征四郎的资历，要比另两位土肥原贤二和矶谷廉介强得多。
不熟悉日军编制的读者，不了解“高级参谋”这个职务的重要性，以为是像中国军队高级司令部的“部附”一样的闲职。实际上，在日军的军级司令部里，在参谋长之下就是高级参谋，相当于副参谋长，直接管辖、指导着作战主任参谋及其他作战、情报、通信、兵站等业务参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关东军司令部成立了临时作战指挥所，根据石原莞尔的提议，板垣成了参谋部主任并兼任总务课、情报课课长，把原由“关东厅”承担的政策、外交事务也统管起来。而石原本人则独揽作战、兵站、铁路、通信诸业务，成为板垣的第一助手。
关于板垣、石原在密谋、制造“九一八事变”中的地位作用，日本方面后来也有过争议，大多数不知情的人把石原抬得很高，因为号称“日本大脑”的石原从1929年起即就“满蒙问题”提出了基本战略构想。但参与其事的其他人均认为，具体到事变过程中，石原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出了主意，但板垣主导着整个行动；并非如传说的那样，石原指挥着板垣干具体事。比如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就说：“石原确实是头脑清楚罕见的英才，在事变的每个阶段中，起草重要方针及作战计划方面都做了很大贡献，但正是因为有板垣那种豪放的度量，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石原才能做出那些事绩。所以，石原也佩服板垣，全力以赴地辅佐和协助高级参谋板垣”；并概括说，“卓越的石原构想、板垣的渊博才干乃是解决问题的动力”。
